何盾的麦田

　　论文造假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很难引起围观者的兴趣,因为此起彼伏的造假行为,已经让我们这些看客有些严重脱敏。但就在这种背景下,浙大论文剽窃事件还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主要原因,当然在涉案人李连达院士的身份。纵观浙大高调宣布的处理结果,贺海波开除出教师队伍固然罪有应得,但李院士所受的“处分”仅仅是不再续聘,真让人觉得在学术界也有“刑不上院士”的潜规则。不管李院士有没有造假的动机,身为文章的第一作者,必须为文章内容负责,这是学术界的常识,如果中国学术界缺少对这一基本常识的尊重,学术造假恐怕还会愈演愈烈。

　　国内的学术造假,此前的评论多从道德和目前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寻找原因,但还有没有被大家忽视的背景和因素?

　　此次浙大学术造假事件关键的举报人祝国光,是天津天士力药品公司的高级顾问,而此前不久,李连达小组刚刚得出一个研究成果:天士力公司生产的“复方丹参滴丸”,有严重的毒副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后,市场作出巨大反应,在今年2月5日,天士力公司不得不对股票临时停牌。媒体进一步披露的信息表明,李连达院士的身份也不单纯,他是白云山中药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这家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复方丹参片”的厂商,而天士力和白云山是这一市场最大的一对竞争对手。事后,李院士说,祝国光的举报,是对他此前研究的报复,而天士力集团在得知他的研究之后,曾多次要求他不要公布,甚至要以研究经费来收买他。而在天士力的回应中,则爆出“李连达索要200万研究经费未果因此报复”的说法。一场关于学术造假的事件,最终演变成双方不断揭丑的闹剧。企业和高校之间微妙的利益纠葛,在双方不断扒粪的过程中,也渐露端倪。

　　近些年来,高校为了弥补学术经费不足,常常鼓励科研机构直接和企业合作, 企业出钱,高校出成果,美其名曰让科研走向市场。但问题是,许多企业拿钱给高校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是为了花钱购买符合自己利益的“科研结果”。而科研机构拿了别人的钱,好些也乐得出卖自己的良知。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科学就这样成了生产力,只是赔进去了科学的灵魂和公众对科学工作者的信任。在近些年发生的数起公共安全事件中,几乎都有科研机构深涉其中,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商业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到学术的严谨和严肃,并成为学术造假的渊源之一。

　　科学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企业资助科研亦是全世界的惯例,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肮脏交易?在国外,企业如果资助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多数都是通过基金进行管理,如此才能保证企业的利益不会影响到科学研究本身。如果企业直接资助科研单位进行特定的研究,科研单位公布成果的时候,必须公布从事这项研究的经费来源。像美国的烟草公司就曾经委托科研机构对烟草的危害进行研究,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吸烟直接危害人的健康。但由于这些研究本身是烟草公司资助的,公众和媒体从来不把这些研究当回事。可见,企业特定的资助性研究,必须让公众知晓,公众才会对研究结果有一个合理判断的机会。而目前国内所有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在向公众发布的程序中,均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公布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有无利益关系。由此,导致许多科研单位为了获取研究经费(而这些研究经费科研人员均有比例不等的提成),明目张胆地为企业输送利益。这不但是一种寻租行为,背后还有着一个比简单的学术造假更要可怕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企业出钱,购买的不是科研,而是用来到市场上欺骗消费者的标准和结论。科研单位出卖的也不是智力,而是公众赖以信任的科研机关的名声。更令人悲观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利益链条并非目前学术机构中的个例,但在这次浙大处理的措施中,却并没有见到任何有关这一方面的自省和反思。一个院士的去留当然事关整个事件处理的公正,而这一利益链条能否被公众认知,进而促进学术机构改正,则关系到整个学术的尊严和健康。（作者：王志安）

　　“文化大师”谱系里的各种桂冠，正在变得琳琅满目起来。从“英雄”、“风范”、“宗师”到“泰斗”和“巨匠”，这些令人亢奋的语词壮大了国民的自信。在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大师生长的土壤早已成为荒漠，而“大师”却仍在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这种超乎常理的奇迹，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诡异景象。

　　自从文大师的“年龄门 ”事件爆发以来，关于“大师”评判的标准，再次被媒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大师是指那些在某领域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并据此成为民众精神领袖的杰出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的台湾可以为例，他们拥有新儒学的大师（如杜维明）、新佛学的大师（如星云法师）和新自由主义大师（如殷海光）等等。而耐人寻味的是，大陆本土社会却打造出自己的另类“大师”谱系，并拥有自主炮制“大师”的三大秘诀。

　　首先必须具备超人的禀赋，尤其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这方面的范例，可参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事迹。在传记作家的描述中，陈寅恪先生能够记住所有阅读过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誉，并能阅读藏、蒙、满、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腊、拉丁等十几种语文，而钱钟书先生亦以博闻强记著称，素有人肉“照相机”的美誉。但这种记忆力只是前谷歌时代的技能，它夸张地折射出人们对于知识储备的无限渴望。进入谷歌时代之后，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以致这种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而个人禀赋则开始转向，在身体高蹈的流氓时代，它注定要投向老翁与少女的神话，也就是投向最具狂欢性的情色主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吗？

　　楚辞大师的业绩已经表明，他在楚辞方面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例如，屈原在《楚辞》中喊出的叛逆之声，揭示了屈原想当王的明确意图，而大师居然没有看出这点。据众多媒体报道，大师的主修科目不是楚辞，而是房中术，属于“国学”中的“下半身” 领域，也即该学科中最神秘暧昧的部分，并总是遭到人们的蓄意规避。然而，如果没有法家的专制整人术、阴阳家的堪舆算命术和道教的养生房中术，所谓“国学” 就是一座空空荡荡的库房。可惜这类房中术心得未能写成巨著流传，否则，“国学大师”的桂冠，是任何批评者都无法褫夺的。

　　为了继续扩展大师的身体叙事，年岁成为第二个重大指标。活到90岁以上又身怀异秉者，就有望被世人奉为大师，而“百岁”更是辨认大师的重要量化指标。精神矍铄固然很好，纵使卧床不起，只要可以苟活，也能熬成“一代宗师”。从“文学大师”冰心、钟敬文、巴金，到“国画大师”刘海粟、朱屺瞻、黄永玉、晏济元等等，当代中国遍布各种以年岁造势的案例。为打造巴金老人的百岁大师形象，有关部门断然拒绝其安乐死的恳求，不惜以输液强行维持其生命体征，直至“百岁”降临。这种年寿叙事加剧了人们的误解，以为大师就是能够超越时间和病痛的巨人。

　　与此密切呼应的是，大师还必须蓄须成美髯公，由此构筑年岁的视觉标记。胡子跟学术地位形成了某种古怪的正比关系：胡子越长，就越具有大师风范。人类的胡子最初是成年或壮年（黑色）以及衰老（白色）的象征，而最后却上升为激动人心的旗帜，飘扬在大师们的脸颊上，宣喻着智慧和才学的总量。当年毛主席无须，以致官员无人胆敢蓄须，而蓄须者只有毛的长辈，如柳亚子、张澜和梁漱溟之流，变得十分稀有，由此被擢升为文化至尊的象征。这种历史传统，加剧了世人对胡子的顶礼膜拜。

　　大师生成的第三秘诀，是必须学会在官府和民众之间长袖善舞。即便没有足够长的胡子和先天异秉，只要善于捕捉时机做“含泪劝告”，扮演官府和民众间的调停人角色，就有望获取“大师”称号。眼泪是一种身体分泌物，更是一种煽情的道具，而这正是余大师所擅长的技艺。我们已经看到，眼泪叙事产生了奇效：“大师” 的桂冠以及数千万元“基金”从天而降。这无疑是一种榜样，向那些觊觎“大师”地位的人们，做出了蛊惑人心的示范。

　　这场基于身体叙事的大师挂牌运动，就各地衙门和高校而言，是一项重大的形象工程，而在民间，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焦虑。正如“诺贝尔奖”的狂热那样，“大师” 能够缓解世人对于文化危机的忧虑，并制造出文化繁荣的气象。“大师”的存在就是文化安全的信号。但这终究是一个华丽的幻影。基于文化土壤的日益贫瘠，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的土地就没有长出过任何一株叫做“大师”的植物。而那些旧时代残剩的大师，如梁漱溟、熊十力和陈寅恪，也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痛楚地死去。他们失色的面容，冻结在历史苦难的深处。真大师的故事，只能用以谱写凄厉的哀歌；而惟有伪造的大师，才能作为鲜艳的文化口红，被抹上苍白的行政嘴唇，用以粉饰这一人本精神残缺的年代。（作者：朱大可）

　　近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位安徽省高三学生的来信《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信的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关于这一“爆料”,最近多有评论。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急得蹬掉被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察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众所周知,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比如“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十分与众不同。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道路边上也是路。有了一定阅历的人会知道,在道路边走出的路,往往才是自己的路；而那些标明是道路的路,很多都是别人的。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背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是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显然,这才是我最需要的测试。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只考我与标准答案是否有“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我常在想,生命是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创造?

　　曾经在《哈佛家训》上看过一则让兔子奔跑的寓言。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

　　为什么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 “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人们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作者：熊培云)

　　如果说云南晋宁此案发生在看守人员不在场时,那么,律师黎朝阳羁押在广西兴安县看守所忽然死亡,却是看守所长授意有关警察指使同监舍其他在押人员实施虐杀的。没有说这些凶手是牢头狱霸,该算是看守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吧?

      说李荞明死于“躲猫猫”人们为什么不信?说黎朝阳律师死于“青年猝死综合征”人们为什么不信?因为人们知道,在看守所、监狱、劳改(教)农场一类地方,不但有“老传统”即古已有之的牢头狱霸,而且有“新传统”即后来为烈的“积极分子”。即使像云南李荞明死亡事件中,警方最后承认是“牢头狱霸”之所为,而这些凶手是不是也曾被看守所当作“积极分子”来依靠,来利用,也还是值得一问的。这些地方的“意外死亡”、“突然死亡”,不能不使人往他们身上去想。

　　人们的认识有古今中外多种多样的参照系。过去,这样的司法丑闻是“不得外传”的,不论有罪无罪,从那“不得见人的地方”出来时,都被告以“出去不许瞎说”,说了要负“法律责任”的,云云。直到改革开放后,还有记者因涉及公安干警负面行为的报道而受到不应有的追究。然而,纵使亲友中没有曾被拘留、监禁的人,没有听过这方面可信与不可信的传言,但在现实社会生活里,经历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称政治性的群众运动),那依靠积极分子对斗争对象(包括对预设的对立面,对假想敌)的秘密调查,公开围攻,乃至动手施以体罚肉刑,都是听惯了看惯了的。纵容打人的指导思想,是不能给积极分子“泼冷水”,自然也不是完全放手,是以不致打死为限加以控制,这样就可算“掌握政策”了。

　　李荞明和黎朝阳都是在尸检时,发现了若干也许不是立时致命的旧伤痕旧肿块。若是没断气,应该也在看守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吧。若是没致死,亲属怎么会知道他们在押的家人身上有伤,更不会有人在网上曝光了。

　　那些成为“积极分子”的,自有他们采取“积极”态度的正当理由。那就是协助监督其他人员“端正态度”,遵守监规,以至“认罪服法”。他们都被赋予了必须积极检举揭发的义务,由于这成为“立功赎罪”的条件,所以能极大地调动在押人员“汇报”的积极性。

　　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战术和策略之一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利用某一集群中或有的矛盾,争取利用某些人,孤立并打击某些人,那么,鼓励告密或称检举揭发,不失为必要的手段。对已经在押的劳改、劳教人员,无须许以经济报酬,现成的就有政治帽子的威慑!

　　是先有在对付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使用线人一类做法,然后施之于政治斗争呢,还是把政治斗争的一些做法(从纵横捭阖到有打有拉)泛化到刑警工作乃至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了呢?这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高难问题了。然此风一开,各级有关人员发挥创造性,利用在押犯互相告密就成为难免的事。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创造,在中国的公案小说和外国的影视作品里早就不厌其烦地讲过这样的故事了。

　　近年有好几位文史学者发表过关于告密传统的考证。我读史不多,却买过一本雍正皇帝的密折,读了这位勤政皇帝对密折的批示,什么名家高手吹捧雍正的文章影视我都嗤之以鼻了。不过,古之告密,大体上还是在幕后进行的。因为那时候不搞群众运动。后世则未必然。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你看平时的“有心人”,在会上能够拿出小本本,一条一条地给你翻出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你对某人说过什么话,在场的还有某人等等,原来都已记录在案。

　　这一套后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是一般没有享受到真正公民权利的普通公民,而且连高级干部、开国元勋也深受其苦。于是在艰难的“拨乱反正”之际,叶帅提出党内斗争不得再沿用对敌斗争的方式,胡耀邦提出隐秘斗争不应针对人民群众,云云,都是大得民心包括正直的党员之心的。他们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只是他们没有能够继续深入,并在有生之年,在任之期,努力促成它落实到法治建设中去。

　　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像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被掌握在不知以什么名义出现的牢头狱霸(还有“董超薛霸”)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几代人,从心底向往着“免于恐惧的自由”,期望着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的缘故。（作者：邵燕祥）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聂绀弩（右一）与李健生（右三,章诒和之母）于聂宅阳台留影。拍摄者：萧燕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 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 （“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作者：章诒和）

作者：韩寒

    很欣慰，北京的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央视大楼着火原因并不是神秘自燃，也不是附近居民烟花误伤或者临时工在楼里吸烟，是中央电视台自己礼花玩，把自己给点了。令人难过的是，消防员张建勇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要不然这事就成了喜剧了。

后来央视出面道歉，说是因为某办公室的主任未经上级批准，违规燃放烟花所致。

于是，历史上最爱放烟花的办公室主任出现了。这将近百万元的由电脑控制的礼花，同时有数台摄像机在拍摄的一个行为，居然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自己干的。未经上级批准那肯定就是他自费放的了，或者说，在央视，某办公室燃放百万元的烟花是不需要经过批准的，这CASE太小了。

很明显不是这样的，当然是更大的领导希望，责任到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打住了，你就安心的坐牢去吧，兄弟，放心，你的父母我们会赡养的，你的儿女我们会抚养的，你的老婆我们会包养的。

这个礼花的燃放，很显然是央视准备用在以后的电视节目里的，作为央视新大楼形象片的片花播出，当然，也有可能是当天录播的元宵晚会之后直接就可以插入刚才的礼花映裤衩的壮观景象。但是，很不幸这些画面只能成内参了。我都能想象当时的几个拍摄烟花的外景摄影师看见大楼着了以后的情形，他们拿着对讲机问，导演导演，这是安排的麽？

此番央视自焚，我惊奇的发现，除了对消防烈士表示惋惜意外，我身边的人都是喜闻乐见的，我强压自己阴暗的心理，企图以人文关怀面对这个灾难，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灾乐祸的。当然，可能别人都是沉痛悲哀的，那就当我身边的是一个阴暗小团体吧。我就向大家暴露我的低级阴暗。

首先，多行不义必自焚。玩火自焚是一个历史定律，当然，人家说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见过央视那么立竿见影的玩火自焚。央视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基本没有新闻道德。可以说，除了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样做事的电视台在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是一个违法的存在。在我们这里，它不但合法，而且甚至象征着法。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疑问句，没别的意思，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咯，反正你掌握了媒体资源嘛。

按理来说，国家财产有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应该很难过才是，因为这些都是用纳税人的钱造的。但现在大家都是开明的，反正吃喝玩乐都是浪费，一个楼造两遍算什么。央视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牛逼，而且央视自己也很满意于这种牛逼，直到火烧牛的逼，才牛逼不起来。央视是一个半垄断的机构，一个半垄断机构都能这样牛逼，所以可以见得，如果一个垄断机构要牛逼起来，那是什么样，反正他们就是牛，屁民们都是牛虱，在来烦我，那一小撮牛屎就是你们的下场。

所以，央视自己要反思，当然，央视是永远不需要反思的。随着舆论的发达，社会的发展，央视的公信力现在已经不能用没有来形容了，而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央视的新闻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我们当然理解央视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党的喉舌，自然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但是，事情永远是可以做好的，命题作文也是可以不至于差成这样的。这是事情最坏的结果。一个媒体，完全没有公信力可言，非但没有倒闭，还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号，那只能说明连同这个国家都失去了公信力。

不幸的是，在这次火灾事件中，央视又一次重演了一遍。这应该是建国以来除去森林大火以外，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场火灾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特大新闻，但在央视的轻描淡写下，这场火灾就像烧了你我家的房子一样平常。假设是BBC的大楼放烟花烧了，甚至是湖南卫视的楼烧了，央视一定是报道的最积极的，不仅要滚动播出，而且估计导播都得乐得在地上打滚，做到真正的滚动播出。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曾经一度是全世界的头条以及直播的新闻，在一个国家电视台里并无体现，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新闻现状，我们看到的所有新闻都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删选和选择的，一切都看剧本需要和导演要求。

这把大火需要反思的不是烟花需要不需要禁放，这是一个小问题，这只是央视在漫漫自焚路上的一个小高潮而已，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央视需要不需要禁放。而政府也需要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喉舌，在现在的操作模式下，其实还拖累了主子的形象，本来是真事，被这些媒体一说，新华社通稿一发，反而像个假事了，本来是个加分的事，被他们一宣扬，居然正正得副变成了一个减分的事情。而且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这些媒体上报道的内容正逐渐的成为笑柄。虽然他们都是由宣传部门直接管理，但是，在这五十年中，社会和政府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不过对于这些宣传机构的控制管理以及他们的宣传方式都和五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增添了五毛党等一些颇为不得力的辅助，自然会被时代淘汰。 

五十年前人好骗，你今天人民日报说毛主席语录发行到美国导致了美国的灭亡，晚上九成八的群众都会像央视那样放烟花庆祝.但现在是一个讲究以德服人和以德蒙人的年代，所以，希望这场大火能让相关部门考虑考虑，新闻到底需要不需要联播。

这是最后一把骰子，铤而走险，但非绝望。

他的兄弟姐妹，亲家，外甥侄女，以及数百位亲密朋友和重要员工都被拘留、审问，面临长期监禁甚或死刑。他的妻子逃亡在温哥华的家中，吃着抗抑郁药，不抱希望，而他们三个十多岁的孩子则在看武打片、玩电脑游戏。

但是这个曾被称为“老板”和“探长”的男人，一个从挖沟工人变成著名大亨、从模范市民变成一号通缉逃犯的人，他永远抱着希望能够在加拿大的蜜月之都——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瀑布找回他的运气。

在尼亚加拉赌场纵欢的八十四天里，赖昌星竭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的钱财，他还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他一共下注了五百七十万美元。在运气最好的一天，赖昌星赢了二十三万七千五百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输了八万五千四百美元。但他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尤其是现在，他急需一大笔现金来拯救自己。

做生意也一样。赖昌星看到的永远是有太多的机会。有太多的方法可以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利，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利用中国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的漏洞。有太多的中国官员可以与之结交，买回他们的保护，此外，在他贫穷落后的家乡还有太多的人，他感到有责任为他们提供学校、医疗设施，甚至每个月的生活补助。

2000年11月23日，在输掉了445,735美元之后，赖昌新在酒店门口被加拿大皇家骑警以伪造避难申请资料的指控逮捕，他的豪赌结束了。下一场赌博将事关他的性命，在加拿大的法庭上为不被引渡回国而斗争。中国总理早已声明赖昌星被枪毙十次都不够。

赖昌星落到了如此可怕的境地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跳上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山车，而且一发不可收地径直驶入了中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最黑暗的深处。赖昌星建立了一张庞大的保护网，从中国东南沿海薄雾笼罩的渔村到北京的中国秘密军事情报部门和国家警察大头的办公室和客厅。他和共产党高层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于他的加长奔驰车可以直接开进中国的克里姆林宫——位于旧皇家园林中的中南海。他在厦门的私人娱乐宫殿——红楼，聚集了从全中国找来的最惹火、最妩媚的美女。而现在，他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犯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大约有六十四亿美元的原油、香烟和汽车，期间逃税三十六亿美元。

概述

巴尔扎克曾说过，每笔伟大的财富背后都有着巨大的犯罪，他可能说的就是现代中国。在中国经济萌发的过去25年中，在无数个像赖昌星这样的创业者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动的经济改革的领导下，诞生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奇迹。大多数的背后都是大大小小的犯罪。在政府和共产党官员的协助和支持下，像赖昌星这样的人的口袋里装满了国有资产和政府的钱。

中国政府的腐败是家喻户晓，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概括，就是：吃皇粮。在帝王时期，由于皇帝控制着大部分的财富，通向发财致富的有效道路就是向体制争宠、揩油。毛泽东在后来采取了一次辉煌的行动，他把富人们的财产没收充公，“全民”所有，等于所有人都一无所有。今天，在中国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人民”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相信他有权从中分得一杯羹。

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中国今天的体制和诚实背道而驰。当然，总有一些正直可敬的政府官员，他们努力遵守政府的命令，保持无私的社会主义作风。在本文中所细述的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并非讽刺，但是中国的体制充满漏洞，缺乏制衡。共产党希望根除腐败，而同时它又允许统治精英的家人聚集财产，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充斥着商业的国家保持统治精英的地位。共产党还想通过法律和法庭来惩罚犯罪者，同时又让党的统治精英们凌驾于法律之上，除非他们的行为或党的政治诉求需要把这些人当作典型来处置。简而言之，如果你的血统正当，默默地敛财就被默默地接受了。结果就是无言之举：“不要问，不要说”。

在中国，你随处随地都可以看到国有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穿着阿玛尼西服、开着奔驰或奥迪，住在名为公园大道、棕榈泉或比佛利山庄的公寓中。他们在私人俱乐部打高尔夫，每轮收费150美元。很多人的每个月的收入不过一千美元，但是没有人问及他们的资产，也没有人会说。但凡有人提及，就会有制度上的力量掩盖这些指控，因为几乎所有人多少都有点不干净。中国基本上已经回到了传统的共生关系中，商人得幸于官员，而官员依赖于商人。要做生意，你需要得到一系列不断改变的批准、许可证，以及政府官员的厚爱。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家族的未来积累财富，政府官员培养那些能够帮助自己的商人。

赖昌星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企业家一样。他们都不复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想过自己将来是否会成为一名医生、消防员或律师。他们小时候都吃不饱。他们缺乏教育、没有教养、精力过剩，但也总是充满乐观。只要不断抓住下一次机会，未来总是会比贫穷的过去更美好。而且他们知道机会来自和有权有势的人的交往。中国的体制依赖有序。你的个人关系为你带来机会，做成事情。在这个需要和层层官僚及个人利益打交道的国家，单靠个人能力是无法成事的。

因此，中国的整个商业关系模式有别于西方社会。家族网络和个人关系要比规则更为重要。在一个缺乏公平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中，你的网络能确保你的安全。赖昌星对这个体系洞若观火。他善待那些他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帮助的官员。他会在很早就进行投入，与快速升起的官员建立友谊。人际关系是他公司的核心资产。而一旦他的关系网破裂了，他就跌得又重又快。

赖昌星的沉浮对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会有启迪。处理中国无所不在的腐败是令所有在华外商光火的问题。腐败可以从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一直蔓延到所有员工，并伸到政府各个层级的官员。秘书在购买机票时收受旅行社的回扣。销售人员为了赢得订单而支付回扣。对于在通用电气或西门子或三洋工作的普通中国员工来说，吃点皇粮并不困难。在讲述了赖昌星的故事之后，我们将审视外国公司所面临的各个维度的腐败，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我们还会听听赖昌星自己的忠告。

中国的报纸已经做了大量的报道——它们是政府的宣传机器，把赖昌星描述成一个狡猾的犯罪头目。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也写过一些书，给出了一幅更为平衡的画面。而在加拿大，则有数千页关于赖昌星引渡案的庭审文件，纪录了双方对事件的看法。我对赖昌星传奇的报道基于我对这些常常相互矛盾的材料的深入阅读和分析，以及对赖昌星和其他与本案有关人士的采访。在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多年旁观之后，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则是无稽之谈。

挖沟的人

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邵厝，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赖昌星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七，小学三年级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辍学。十几岁的时候，他在自家的小农田里工作，并和两位兄长一起参加了附近军营的挖沟队。他在一家农用机械厂当过两年的铁匠学徒工。赖昌星讨厌这种累人的工作，讨厌有老板。他不想和自己数百年的祖辈一样，一辈子种田，死后埋在山脚下一个小小的坟头里。

邓小平上台后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赖昌星抓住了机会。1979年，他和四个朋友凑了大约180美元，购买了一些锻造工具，开始制造汽车螺帽和其它的简单配件。很快，他的小汽配厂就开设了分厂。他善于与人交往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快就为他赢得了不少公司，指定他为这些公司在全国的销售代理。在乘坐肮脏拥挤的火车奔波国内期间，赖昌星闻到了处处都是的机会。当时每个中国人在商海里都是从零开始，这也意味着他和其它人有同样的机会发大财。汽车配件扩大到纺织机械配件，然后就带来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在山东省从当地一家国有工厂的一名工人那里非法买到了纺织设备的蓝图，大约2500美元。他仿制了这种设备，并很快成为市场领先者，中国当时正在为即将形成的庞大的服装出口业务奠定基础。

但是在全国跑业务的销售生活是折磨人的，效率也不高。赖昌星觉得与其自己去找买家，他应该让买家来找他。他开始组织自己的贸易展销会。买家特别喜欢能有机会到福建沿海出差，那里的日出很好看，海鲜很好吃。赖昌星还发现，相比他随便去一个城市、与那里的单个客户一对一的吃喝到深夜，远不如和成团成队的买家吃吃喝喝的效率高。80年代末，赖昌星几乎什么都卖，从日历到服装到雨伞。但是真正触动他的是买卖电子产品赚的大钱。但是要进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所有这些电子产品都是进口的，大部分走私。福建省的海岸线蜿蜒曲折，一直以来都是走私的温床。由于与台湾隔海相望，军队和警察的控制非常严；电子产品业务的成功取决于和军队和警察高官的良好关系。陡然间，赖昌星发现了他在人生中的有利地位。

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在这方面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昌星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业务以石狮市为中心，这个沿海城市是出了名的走私中心。当地官员认为走私是跳跃式发展经济和为收入可怜的警察和政府官僚系统提供外快的好办反。在石狮市的街道上，经常会有满载着录像机和音响的摩托车呼啸而过。一些警官开着台湾生产的汽车，中国当时还禁止进口此类产品。赖昌星的业务在石狮市很快兴旺起来，并在一家警察部门所有的饭店里开了一家电器零售商店。警官和他们的情人在饭店进进出出，赖昌星和他们打成一片。很快他就发现，直接走私商品进中国要比利用代金券利润高得多。在警界朋友的默许下，他开始小规模地走私电视和摩托车。

他的成功引来了成队的官员上门，伸手要钱。当地政府给予了他响当当的荣誉和爱国主义的头衔，然后告诉他应该资助他们的一些热门项目。像所有中国商人一样，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答应对方的要求。而且，由于改革初期尚不允许办立私人企业，赖昌星的业务躲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旗下，主管单位自然要分得部分利润。作为报答，双方也明白这些官员要保护赖昌星免受税务部门的骚扰。但是有一天，在喝了几杯之后，两名税务官员手持改锥开到了赖昌星一个兄弟的家门口，他也是业务伙伴之一。他们叫开门，准备撬开柜子和抽屉搜查账簿。赖昌星火速赶到，把税务人员赶出门外，但是他们继续纠缠，并最终查封了他的业务和工厂。受够了官司的赖昌星把业务丢给了他的兄弟，前往距石狮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城市——厦门。他随身携带了大约400万美元的资产。

赖昌星在厦门没待多长时间。他对费尽心机赚小钱的事情业己厌倦，他的眼里是来自香港的更大的财富。他知道，如果他能够成为香港居民，就可以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回国，并获得税收和其它优惠。虽然他对税务部门爱搭不理，但是赖昌星一直竭尽全力地讨好警察部门；现在他们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赖昌星能够负责赴港中国警官和情报人员的食宿和娱乐费用，他们就能帮助他办理移民。他同意了。1991年，赖昌星移居香港。

中间人

赖昌星到达的时候，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正开始惊人的上涨。人们排整宿的队，抢购甚至尚未开工的公寓。对于像赖昌星这样的创业家来说，此时正是大捞一笔的最好机会。到1993年，他带出中国的四百万美元已经变成了四千万。

在香港，赖昌星接待了大批来自福建和厦门安全部门的警察和军方人士。很快，他在安全部门的熟人就要求他向他们提供台湾当局在香港的行动。同时，台湾在香港的网络也开始请他协助他们在大陆收集情报。他甚至被邀请加入台湾的执政党国名党。对于一名来自厦门的商人来说，陷入海峡两岸的间谍战很正常，因为台湾约有80%的人口祖籍在福建。

赖昌星就是中间人。大陆情报机构通过他的公司向在台湾的十几名间谍输送资金。有时候他也在香港接待来自台湾的官员。在中国1997年重获香港主权前不久，赖昌星就用他自己的轿车把大陆情报人员收集到的香港公务员资料运过边境，他的特别车牌能够在中国和香港之间往来。通过他和一名想要变节的台湾驻港间谍主管的联系，赖昌星得到了台湾在华情报人员的名单并转交给了大陆当局。总的来说，赖昌星自己掏了近100万美元用来帮助在港的各种大陆情报机构。

两年后，赖昌星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回到中国，他把资金投向不同的行业。他建了一家贸易公司，购买了一家汽车音响制造厂，还有一家组装个人电脑的公司。但是他已经见识到房地产才是香港大亨们的财富核心。他决定自己要当厦门的地产之王。通过他的远华国际公司，他在厦门重要地段都囤积起了土地，都是几个世纪以来走私者的中心地带。

为了刺激旅游，赖昌星花1700万美元在厦门复制了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被用作电影城。他购买了厦门的足球队，改名叫远华。他甚至还担任过几次客座守门员。

赖昌星没有忘记他的家乡小村邵厝，开车去那里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他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大厦，玻璃幕墙俯瞰着正门的亭台楼阁和镀金大字。但是他还花钱铺设了通向这个小村庄的公路，并在当地捐钱建设了三十多所学校，包括远华中学，校园里环绕着全世界伟大思想家的半身雕像，还有整套的课程，旨在给这些贫穷的孩子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他为邵厝得老年人建了一家养老院和活动中心，还按月给几百人发“退休”金，每人能拿到约八十五美元。

红楼

赖昌星从红楼统治他不断扩大的帝国，这座楼宇的名字来自一部中国经典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富裕堕落的中国家族的故事。1996年，赖昌星从厦门市警察局获得了一块土地，他建了这座7层高的楼房。从外面看，这座楼房就像一栋普通的中国办公楼，覆盖着褪色的红砖，但是楼里面就大不一样了。赖昌星的办公室位于顶层。下面是一间挨一间的私人宴会厅，一个有四十个座位的电影院，私人卡拉OK包房，桑拿和按摩房，以及六间客房。红楼是赖昌星的私人天堂，在这里他小心谨慎地伺候着他那些飞速扩张的政府朋友网。红楼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有一名香港大厨做鱼翅、燕窝和鲍鱼。进口的法国白兰地和红酒是全中国最好的。来红楼的客人按惯例享受桑拿、按摩服务，然后在客房里和众多高挑的年轻美女之一调情，这些美女让红楼增色不少。官员的警卫们则在设备齐全的健身房里边健身边等待自己的老板。大多数官员来过一次以后就会经常回来。红楼往往是人满为患，经理不得不从厦门其它的夜总会借调女孩过来。六间客房是只给最高层的官员准备的，其它低级官员就到远华国际公司拥有的其它两栋房子里住。赖昌星牢记在石狮市税务局的教训，他要政府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尤其是最为关键的接待活动。他和朋友说他唯一害怕的政府官员就是那些没有“爱好”的人——无论是女孩还是钱。赖昌星本人很少享受在红楼提供的服务。他会在频频举办的宴会上呷一口啤酒，然后溜回自己的办公室要碗粥喝。

赖昌星非常有胆识地帮助他在政府和警察部门的朋友不断进步。当庄如顺还只是石狮市一名小小的交警时，赖昌星进口并捐赠了一套卫星电话系统，庄警官用它建立了一套交通监控系统，并成为全国模范。没过几年，庄就升到了福建省公安厅的二把手位置，并成为赖昌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赖昌星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是杨前线，他在当地海关升得很快。杨从1980年开始在厦门海关署工作，30岁的时候已经担任调查处处长。40岁时，他被任命为厦门海关关长和党组书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海关关长。在他的领导下，厦门经常获得全国最佳海关称号。杨前线第一次遇见赖昌星是在1989年，当时赖昌星还在石狮市经营他的纺织机械厂。当时他没把赖昌星当回事。但是赖昌星不断地培养和他的关系。1993年，赖昌星捐给杨前线一万两千美元，帮助他在系统内上下打点，以获得空缺的厦门海关关长的位置。杨的父亲去世时，赖昌星立刻打去电话，并主动要求前往杨的家乡办理丧事。后来他给杨前线提供了一辆凌志轿车，还有一张价值十万美元的华南虎皮挂在杨的家中。他给杨前线介绍了一个女人，后来成为了杨的情人，并在这个女人怀上杨前线的儿子后为两人提供了一栋房子。

有些红楼的客人比较麻烦。蓝甫，厦门市的副市长，是一个十足的赌徒，他总是因为输钱向赖昌星索要赌注。赖昌星为蓝的母亲在天津购买了一套十五万美元的房子，为蓝的儿子在澳大利亚购买了一套三十五万美元的房子，并支付小孩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上私立学校的学费。

赖昌星的友谊一直延伸到政府高层领导。出入红楼最重要也是最频繁的访客之一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他负责全国的边境安全和打击走私工作。赖昌星第一次碰见李纪周是在80年代末，当时赖昌星还在石狮市警察局所有的饭店里出售电器产品。后来几年，只要李副部长来厦门或赖昌星去北京，他们总是在一起吃饭娱乐。在北京的时候，赖昌星就住在王府饭店的总统套房，这是一家中国军方拥有的五星级饭店。李副部长授予赖昌星“探长”的称号，因为赖昌星总是能探听到最新、最准确的政治传闻，不仅仅是谁对谁在厦门做了什么，还包括在北京的领导层的消息。有一天，李纪周提到他的夫人程辛联已经从政府部门退休了。赖昌星问她为什么不考虑出来经商。

“程辛联能干什么？她什么也干不了。”李说道。

“我可以帮她经商啊。”赖昌星答道。

一个月内，赖昌星就给了程女士和她的朋友刘燕（音译）十二万美元开了一家餐厅，刘燕是另一位公安局干部的妻子。两年后的1996年，程女士告诉赖昌星她女儿李茜在美国不太好。她在申请绿卡并保持稳定工作方面遇到了麻烦。赖昌星向李茜在加利福尼亚的银行账户汇了五十万美元。

随着时间的过去，赖昌星赢得了诚挚朴实的美誉，他谨小慎微，乐于助人，却只要求很少的回报。他是一名模范市民，在他身上体现了福建省的成功故事。

石油，汽车和香烟

他真是这样么？检察官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们说赖昌星经营着非常庞大的家族走私活动，他在中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各层各级都有同伙。这笔生意依靠赖昌星非常强的人际活动能力和政治流言散布能力。中国政府对赖昌星和他的远华公司的起诉主要集中在三项货物的走私——石油、汽车和香烟，所有这些货物都有极其高的进口关税，使得走私有暴利可图。

中国检察官说远华公司的六百多名员工中大部分都参与了运输和走私活动。公司从海外购买商品，其中大部分的石油、香烟和汽车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的港口。当载着走私品的货轮接近厦门港的时候，远华就会派出小船，上面携带着伪造的货物清单，以调换真实的货物清单。货轮船长会收到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船到港后，这些货物分两路运走。一些货物按照伪造清单上的低关税产品缴纳关税。其它则标上转运至其它国家，免税进入了中国境内；随后它们就被运到由赖昌星及其在政府和军队的同伙控制的保税仓库中。

那些缴纳了关税的集装箱进入公司的分销网络。被定下要转运他国的集装箱在当晚卸货。香烟和其它走私品被装入已经海关检验的空集装箱中。原先的集装箱被清空，重新封上并在贴上新的海关封条后出口。香烟被运到其它仓库进行重新包装，通常用的是鞋盒。由于福建是全世界运动鞋制造之都，因此很容易就能利用现有的鞋类运输渠道把香烟分销到全国。

汽车的走私网络更加复杂。福建和其它地区的汽车销售公司会下订单进口汽车，然后在香港汇总。赖昌星在香港的同伙从日本和德国订购汽车。有一些直接运到厦门。其它则先运到新加坡，标上转运，然后发到厦门。当货轮接近厦门港的时候，货物清单再次被调换成伪造的。把汽车运进厦门尤其危险，因为这个港口并非是政府指定可以装卸汽车的。此外，中国的机动车拥有者还需要非常详细的原始单据才能上牌。但是这点并没有给走私者带来特别的麻烦，因为很多买家是政府和军队干部。中国警方有一种“充公证明”的文件，专门为他们缴获的走私汽车所开。这种证明允许警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这些汽车。走私者建立了一个网络，以每份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从警察手中购买这些证明文件，这个价格约占应缴关税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国检察官说他们可以查到证据证明赖昌星及其同伙共走私了3588辆汽车。他们计算这些车辆总共值一亿九千万美元，损失关税达一亿一千万美元。

来自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精炼石油通过两种方式走私。有时候，在中国军方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石油从小型油轮上卸载到当地的货船上，这些货船经过改装都备有油罐。然后这些小船便在福建和广东省的沿海散开。其它情况下，石油会径直入关但不留下一点书面记录，最后出现在政府拥有的储油罐里。这些油被卖给各省市的石油公司，随即进入正常的政府供应渠道。调查人员试图找到走私石油的证据，但好几个月一直都劳而无获。他们在海关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异常文件。最终，他们通过比较厦门储油设施的备案和正规渠道进口石油的正式记录算出了走私数量。发现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在大约三年时间中，有近四百万吨石油被走私进厦门。他们声称赖昌星控制了整个厦门的石油走私，而其他人想要走私石油则必须从他那里获得“配额”才能免受海关的检查。

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中国受到了走私泛滥的冲击。国民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飞速增长，但是中国海关税收却少得可怜。就算是在中国制造消费类产品的跨国企业也利用走私网络分销他们的产品，因为这些渠道比当地的国有垄断分销商更快更便宜。受走私打击最大的是中国的石油产业。国内控制的石油价格几乎是国际油价的一倍，政府估计中国的石油供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走私进来的，主要是军队和警察。由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受党的管辖，而不是政府，因此即便是政府最高官员也经常害怕与军队干部对抗，尤其是在各省市。在党内地位的保护下，军队和警察部门全面地投入到了这股淘金热中。在任何一个城镇，卡拉OK厅、色情酒吧、桑拿按摩房或妓院肯定都建在军队或警察部门所拥有的楼宇中。城里最豪华的凌志车属于军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庭，与众不同的白色车牌引人注目。

1998年3月，朱镕基上任总理，他下决心要打击走私活动，并禁止军队经商。这是他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最热心的事业，虽然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军方非常强烈地反对这位副总理当时的建议，他们辩解说军队需要从商业活动中获得收入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朱镕基还在担任副总理的时候就已经收集了赖昌星远华公司的走私活动以及他和军队的联系。他把这些证据带给刘华清上将，后者当时是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刘上将通过自己的女儿知道赖昌星，他女儿当时在一家海军开办的公司里工作，这家公司与远华在一些走私活动上合作。

刘让朱撒手。“小赖一点也不坏么，”他说。

现在，作为总理，而且有江择民主席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全力支持，朱镕基在寻找一个大案子能让他曝光走私的严重性以及走私者和警察及军队的关系。1999年初的时候，他找到了。

赖昌星说他的覆灭源于1999年初他的各类企业的数百名同伙中的一个。这是他对这件事描述：朱牛牛是一名伪造柯达胶卷的制造商，他和赖昌星合伙进行一些走私活动。但是朱牛牛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通过一家他曾用来与赖昌星合作的倒闭公司，朱牛牛向一家中国军队企业借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为了获得借款，他伪造了赖昌星的签名。朱牛牛是一个赌徒，他很快就把钱都输光了，然后开始向赖昌星施压帮他还钱。赖昌星对往日同伙的胡闹很厌倦，拒绝了他的要求。朱牛牛恼羞成怒，企图勒索赖昌星，结果又被扫地出门。之后朱牛牛准备了一份七十四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赖昌星的走私活动，并写下了接受赖昌星贿赂的官员名字。按照赖昌星的说法，这份报告捏造了大量事实。朱牛牛把报告寄给厦门政府，赖昌星在那里的朋友赶紧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朱把报告寄给共产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为了保证报告能够落到正确的人的手中，按赖昌星的说法，朱牛牛贿赂了三千五百美元。

1999年3月29日，朱牛牛报告中的详细内容被递交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现在有证据指向赖昌星和李副部长，朱总理终于拿到了他想要的大案子，他终于有机会打击一个超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并揭露在警察和军队最高领导层中的腐败问题。事情发展的非常快。江择民主席成立了“4-20”专案组处理赖昌星一案，调查在4月20日正式开始了。江择民命令调查人员调查案件涉及到的高层领导人，但是要保密，并且要区分那些帮助走私和仅仅是渎职的当地官员。他还命令所有的案情均需党内纪律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审议。

调查开始后，赖昌星立刻在自己的网络中全面活动起来。调查人员想要找到李副部长的情人李莎娜，她的证词将有助于指认副部长和赖昌星之间的关系。赖昌星把她藏在他在厦门的一幢别墅中。但是李莎娜忍不住要给她的朋友打电话，而这些人的电话都被调查人员监听。赖昌星把她转移了两次，但是她还是不停的打电话。警方在河南省的一个藏身处追踪到她，并把她带回北京进行针对李副部长的调查。

6月13日，一支由2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悄悄潜入厦门，但却碰了壁。他们计划拘留的大部分主要嫌疑人都已经逃到了国外。厦门政府官员已经得到调查组即将到来的警告，他们已经编好了故事。调查人员细致地检查了厦门海关的报关文件，但是没有找到任何与远华公司有关的内容。很显然，赖昌星在他们采取行动前就知道了所有的计划。震惊之下，警方撤回北京，重新组织调查。

在得到调查人员即将来到的密报后，赖昌星撤到了澳门，留下他的大哥赖水强变现资产、清理远华。和以往一样，赖昌星在压力之下到澳门豪华赌场中寻找安慰，同时继续通过电话与他在北京的熟人联络。他极其需要在军队和情报圈中的朋友为自己做担保。他依旧相信，如果中央政府知道他为中国情报部门所作的工作，自己就能逃脱惩罚。他相信朱镕基总理想要制止走私犯罪，但是并不想公开揭露军方参与走私的丑闻。他没能领会如果朱镕基想要在打击走私犯罪中取得成功，他需要卷入高层干部。

1999年8月初，一支约三百人的调查部队从北京降落到厦门，控制了整个万寿宾馆，并且安排了四百名士兵看守。与此同时，赖昌星在澳门赌场连连得胜。在运气的鼓舞下，赖昌星于8月9日秘密返回厦门来看看他的商业帝国还剩下什么。在厦门的时候，他接到了两个朋友的电话——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和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他们警告他调查人员知道他回来了，正准备逮捕他。码头，机场，以及出城的主要高速公路都受到了密切监视。赖昌星命令他的一名司机搞到一辆贴了膜的普通轿车，在一个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接上自己。他们很容易就通过了警察设在高速公路上的关卡，因为他们只检查豪华车。他们直接开到深圳，这个城市和香港接壤。在当地警察朋友的帮助下，赖昌星登上了一辆开往香港的船。几天后，一名香港移民官向赖昌星密报说中国准备在香港逮捕他，赖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还有三个孩子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流亡加拿大

赖昌星及其家人抵达加拿大后，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赖昌星描述成人民的头号公敌。利用朱牛牛的报告中的数字，他们起诉赖昌星走私总额达到六十四亿美元的货物，逃税三十六亿美元。当局对他的家人非常严厉，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遭到逮捕。起先，调查人员只是把他们叫去审问，晚上则让他们回家。他们被告知说若能提供信息，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大哥赖水强参与赖昌星的走私并不深，相信了警察的话，他说服了十三个人回到国内与警方配合，包括其亲属和远华的员工。这些人立刻就被逮捕、审判并定了罪。

赖昌星非常高明地让他的公司与实际的走私活动保持一臂之隔，所有这些活动都以其它公司的名义开展。调查人员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强有力的书面证据，只能大部分依赖对其家庭成员、员工和被捕官员的审讯过程中得到的口供。最后，大约一千名调查人员花了二十个月的时候才得以最终对赖昌星立案。中国检察官说赖昌星伙同了一批公司，这些公司由中国军方、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和其它国家公安部门及安全部门所有。

起先，赖昌星住在温哥华一幢他花了150万美元买来的宅邸中。他有一名司机，一辆大型SUV供其差遣。但是他的大部分钱都套在了厦门的房地产上，当局已经予以没收。随后他们又查到并冻结了他的数个银行账户，赖昌星的生活水平急转直下。他把家人搬到了温哥华工人住宅区的一套有三间卧室的公寓中。

赖昌星配备了两台新手机，他继续与国内的网络保持联系，要求那些他多年帮助的朋友给自己寄钱。他还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的大哥赖水强，赖水强试图协助中国当局劝说赖昌星回国。驻扎在赖水强家中的调查人员和这名逃亡者进行定期对话，向他保证如果他能回国，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他们试图让赖昌星在新加坡与他们会面，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三名调查人员和赖昌星的大哥飞往温哥华。他们对加拿大政府谎称是中国政府的商务代表团，获得了赴加签证。赖昌星在他们下榻的饭店与他们进行了三天的对话，住宿费用是赖昌星掏的。他们带来了一纸书面承诺，保证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也不会被捕，部分被充公的财产可以还给他的孩子，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居住的地区。赖昌星不相信他们。他说，就算他不被立即判处死刑，他也会因为暴力和无法解释的原因死在监狱里。

中国调查人员拒绝接受他稀奇的理由，即他并没有损害中国的财政。“虽然我的公司没有严格遵守法规，但是我并没有背叛我的国家，”他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政治难民，抑或寻常骗子？

调查人员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赖昌星于2000年6月8日向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声称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作为一个特殊社会团体的一员，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他辩解说自己卷入了一场权力斗争，而且作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他所在的阶层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和歧视。

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加拿大官员说这个话题在每个高层会面上都会提出来。中国人无法理解加拿大为什么就不能遣返赖昌星。

“他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明白，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从最上面的朱镕基到其它最高领导层都不明白。”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说：“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不可以命令我们的法院做什么。”

在此期间，直到本书的出版，加拿大法院的审理进展非常缓慢。自2000年11月被捕后，赖昌星和他的妻子曾明娜在两年中不断的进出监狱。他们在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听证会持续了五个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证人包括从逃离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抨击了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到中国检察官——他们详细称述了赖昌星的罪行。

2002年6月，委员会做出了不利赖昌星的裁决，实质上支持了中国政府的宣称，即赖昌星不是政治难民，而是应予以引渡的罪犯。2004年2月4日，赖昌星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的首次上诉失败。但是赖昌星的律师David Matas，加拿大最主要的人权律师，说上诉还可以持续好几年。本质上，Matas打算让中国的法律和法院系统在加拿大受审。他说赖昌星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因为他回国后很可能面临不公正的审判、折磨和死亡。

“那就符合对难民的法律定义了。”Matas说。

结局

赖昌星的家庭遭到了重创。负责香烟生意的哥哥赖昌彪回到了邵厝，他因为法庭争辩而半身不遂。负责汽车生意的哥哥赖昌途被判刑十五年。相信他人的大哥赖水强无意中引诱了十三名其它参与人员回国遭受审判，他自己由于与警方的合作被从轻判决，服刑七年。在监狱中两年后，他在一次劳改中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官方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赖昌星的外甥陈文远被判处死缓，后改判终生监禁。赖昌星的岳父岳母因为给他寄打官司的钱而被监禁。

除了赖昌星的家人，远华案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大约有四百名政府官员被卷入案件，包括两名部长，二十六名省级干部，以及八十四名县一级干部。一共有159名官员面临刑事起诉，196名党的高级领导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十四人被判处死刑。四人立即执行。

厦门市海关关长杨前线应收赖昌星贿赂十七万美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来由于杨在指证赖昌星中表现配合，被改判无期徒刑。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被判处死刑，但后来由于他在案件中表现配合，被改判无期徒刑。贪婪的厦门市副市长蓝甫被指控总共接受贿赂六十万美元，判处死刑。他后来坦白罪行并协助调查人员办案，改判无期徒刑。

赖昌星最亲密的朋友、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判处死刑。后来由于他“表现出悔悟”而改判有期徒刑。在他的书面招供中，李副部长写道，他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政治学习，“很少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还说他和商人相处的时间太长了。

“老话说，政府官员不应该有太多的朋友，”他写道。“那是有道理的。”

赖昌星不必感到孤独。就在他从中国逃到加拿大后三个月，福布斯杂志公布了第一份中国富人榜。榜单基于对过去十年间所有的新闻报纸和其它出版物的东拼西凑，但是福布斯榜单很快被中国媒体成为“死亡名单”，因为政府开展仔细调查，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在聚集财富的过程中不那么小心谨慎的企业家。随着其它中国富人名单在公众媒体上出现，中国政府承认大约有四千名政府官员潜逃在外，他们窃取的政府和国有企业资产价值估计达五十亿美元。

正如一名在北京高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官员曾对我说的那样：“腐败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人都腐败。但是你不能在腐败的同时还犯政治上的错误。只要你对上面的政治保护者忠诚，你就不需要那么清白。诚实正直在中国总是要输给忠孝。”

2001年8月份，在朱镕基的命令下，赖昌星现已出名的红楼作为反腐败展览向公众开放。官方说，这将作为“警钟长鸣”。反响是巨大的。大批群众涌入厦门，参观将军们曾与妓女共浴的双人浴缸，舞厅和电影院，以及赖昌星自己的防弹汽车。一个月后，就在旅行社仍不断接到如潮水般涌来的参观申请时，展览关闭了。公众的反应——记录在访客留言本上——震惊了领导层。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这么多腐败的官员，怎么会拖了这么多年才被发现？”一名访客问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老板”的反思

2003年夏天，我在温哥华见到了赖昌星。我本来以为我会见到一个落魄、多少有点担惊受怕的人。相反，我遇到的是一个你所能期待见到的最和善的国际流亡者。赖昌星的家位于Burnaby蓝领阶层社区中，我们坐在附近的一间普通希尔顿酒店的阳台上，他看上去就像在北美的休息日里的一名中国工人。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裤子，他的平头和农民般红润的脸庞令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潦倒，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中国的红双喜香烟，不时地摆弄两部手机。就像在远华最辉煌的时期一样，手机每过几分钟就会响。但是电话那头再也不是中国将军和党的高层干部。这是他挑剔、烦乱的妻子，她要他回去做晚饭，并警告他必须在晚上六点半的宵禁时间之前回家，这是加拿大政府对他进行软禁的内容之一。

赖昌星在这些日子里没有太多的事可做，除了不断反思他的遭遇。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方式遭到了如此惨痛的失败。他和高层官员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友谊，但是他很少向他们索要回报。他依靠与高官的这些非常显眼的友谊，让那些低层官员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很安全地成为赖昌星的朋友，并且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就像他对他们那样。赖昌星说他遵循这样的传统，他就像朋友一样对待那些低层官员，仅仅是利用了他们之中一种很自然的倾向而已。

“我给政府官员钱并不是要换取他们在生意上帮助我。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我把你当作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求，而我又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我就会帮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报答我。这是相互交换。通过这些朋友，你就能知道什么生意你是可以做的，什么你不能，什么地方你可以赚到钱，什么地方你不能。有这么一些朋友并没有坏处，对不对？”

赖昌星很讨厌被全中国都看作是黑社会。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做对了每件事。他公平地对待他人。他付给员工的工资高于市场水平。很多人有免费的食宿。做生意那么多年，他只开除过一名员工。这个人是个酒鬼，所以赖昌星坚持每个月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寄生活费。赖昌星告诉我说，除了他以外还有其它的走私者，但是他们都来自名声显赫的家庭。这些人被悄悄地中止了生意，并得到了受保护的政府或军队职位，而不是后脑勺挨一颗枪子儿。

“我没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只是努力在我认为我能挣最多钱的地方做生意。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巧合。”赖昌星边说边收拾他的香烟和手机，准备在宵禁时间前回家。“现在我看到了整个体制有多么黑暗。我还不如就当一个菜农。没人会打搅我。没人会妒忌我。”

杨永欣（联合早报）： 　

      中国铁道部公安局政委张庆和上周末解释，票贩子（黄牛）囤积车票的主要方法是雇人或自己在车站售票窗口反复排队购买，这种“排队论”在中国舆论和网上都引来猛批臭骂。

　　媒体从业者毕诗成在其评论中说，抓到一个票贩子动辄几百几千张票，为什么常常都是最紧缺的线路，且屡屡都是“连号”？民众排几天买不上票，黄牛们反复排队都能买上，这不是宇宙笑话吗？很多人排到第一个都买不到票，请问票贩子排到了第几个？按照这么个搞法，票贩子累都得累死，还用得着打击吗？

　　毕诗成也讽刺说，铁道部这种说法，俨然是侮辱了票贩子们的智商与能力。“不排除有人的确是这么干的，但这类人充其量是黄牛大军里的小鱼小虾。炒票背后涌动着监守自盗、内外勾结，这是社会普遍的‘感觉’，一些内部员工总是能利用工作便利大量出票，一些领导也可以以‘批条子’的方式堂而皇之地留票，这是被媒体反复报道的事实”。

　　他也说：“作为铁道部公安局的官员，不好好地打击内外勾结，而是公然祭出‘票贩子排队拿票说’，与其说是为票贩子‘叫苦’，不如说是为自己的工作开脱。这样的论调让人很难不怀疑：他们是否真心要打击票贩子？”

　　另一篇在中国网上广泛被转载的博文“铁老大自说自话难证清白 ”则指出，“按此说法，那么票贩子与普通乘客是平等的，处于购票的同一起跑线上，不管是从火车站售票窗口，还是从代售点、电话订票等途径购票，他们购得车票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但事实上，一些购票乘客即使第一时间去买票也买不到票，甚至排在购票队伍的最前面也被告知‘没票了’，那票究竟哪里去了？为什么票贩子手里却恰好有票呢？”

　　该博文的作者“默客”说，绝大多数人对以上解释并不认同，甚至认为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污辱民众的智商。

　　他进一步说：“即使票贩子倾巢出动（加上票贩子雇用的人），相较于全部排队购票的人群来说也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在购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极少数的票贩子反而赢了，甚至一举将大部分紧俏车票纳入囊中，这样的票贩子的确非凡，令人匪夷所思。”

　　除了以上两篇文章外，网民也通过论坛和留言板表达了对官方解释的不满。

　　一名北京昌平的网友说：“叫我如何相信你？我一大早上就去排队了，9点放票，我前面也没几个人，可想买座票都没有。”另一名网友则愤怒地说：“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请问老百姓通宵排队都买不到票，难道票贩是‘25点’去排的队?”

　　很多网民建议火车票像飞机票那样，实行实名制以打击票贩子的运作，他们不能接受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实行实名制以后，丝毫不能增加运能，只能增加中间环节的工作量”的说法。

　　一名网友直言：“印度100年前就能实现火车票实名制，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行？你们说实行实名制还不具备条件，你们敢举办个听证会和民众讨论讨论吗？说白了，是你们自己想从中捞利吧。”

　　吉林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鸥上周在一篇成为中国舆论焦点的博文中也支持火车票实名制。他认为，飞机票、汽车票没有那么多票贩子，就是靠飞机票分散售票、汽车票透明售票的售票机制来解决。

　　李鸥建议，要想化解火车票买票难的问题，就要废除火车站对车票垄断的售票机制、废除车上补票收取手续费制度，同时实行实名制 —　提前订票使用身份证一人一票的制度。

艾未未：

年年春运，年年绝望。这是百姓的事，逃不过一个背字。和往常一样，公安部开始调查票贩子了，又在严厉打击非法倒票。逻辑是，由于票贩子囤积车票，“一票难求”回不了家当然就是票贩子的过。

傻子也会问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的票贩子，无非是货源稀缺管理混乱。结果是想要通过正常渠道购票的人无法获得机会。事实是有没有票贩子，资源依然稀缺，管理依然混乱，作风依然绝望。再说票贩子不是神仙，手中的票再多也是买来的，也急于售出获利，车票不是股票，并不会囤积等着升值或是干脆没了。这些票贩子只是卖的更主动，更灵活，更有弹性。在货源稀缺没有灵活性的僵尸体制下，票贩子是伟大的市场自由调节的一部分。我的经验是，从他们手中卖票，方便没费话。

票贩子有害吗，如果真的像是公安部调查结论所说，票贩子倒票的票源仅仅是来自反复排队而购得，这样的票贩子不仅是无害，更应该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一个普通人，为了他人能够顺利地得到回家过年的车票，不辞辛劳，不畏风险，忍饥受冻的前后折腾，这是什么精神，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感动中国。

票贩子有罪吗，当然没有。只有当铁道部门的老爷们截留了正常渠道的合法交易，严重的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和对政府的深厚感情，当票贩子与铁路售票的内鬼勾结，通过不法手段获得滔滔票源，或是伪造票据，这才是有罪的。显然公安部的调查已经排除了这一嫌疑。

出了事就会找原因，原因总是落到不该落的手里。豆腐渣工程是这样，三鹿奶粉是这样。铁老大的事涉及的是交通命脉和二十亿百姓的感情，罪过当然应该是票贩子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七，仅次于美德英法意西。人们要问的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中国？如果这也是研究结果，那什么是放屁呢。

段子一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特大凶杀案嫌犯熊振林在武汉被抓。 
   事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没有潜逃，他回答到“他妈的，老子这三天，天天都在火车站排队买票”。
   当地公安局局长接受记者访问时自信地表态：我们早就断定，他一定逃不出湖北，因为他根本买不到票。

段子二
    在公交车里听到别人打电话到电台点歌，有一个男人打电话进去说：“我是外地人，现在回家的车票买不到了，只好在广州过年了。我想点首歌。”主持人问他：“你想点歌送给谁？” 我当时还想这还用问，肯定是送给远方的父母亲人了，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想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送给铁道部所有工作人员。” 

段子三
   一个男人问街边小姐：包夜多少钱？
   回答：200元。
   再问：是不是怎么样都行？
   回答：是！
   男的大喜：今晚你帮我到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去！

段子四

     年关将近，某兄回家心切，火车票却很难买，只见他从废纸篓拿出一摞A4废纸钉在一起，然后打车到国家信访局门口，下车就举着废纸大喊：“现在民不聊生啊！”刹那间，一辆依维柯低调地出现在他面前，一群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他推上车，然后按照身份证地址连夜送回老家，一路上管了一顿饭还没要钱。

段子五

据新华社广东分社报道，滞留在广州火车站的60万农民工开始从广州集体步行，他们组成了山东团、湖南团、安徽团、四川团等等军团，准备向大自然发起挑战!向生理极限发起挑战！步行回家过年！据估计，这一长征将需要4个月时间，中央领导获悉后，决定将5月1日更改为春节，好让大家能及时过上年。另外，为了还原当年长征的真实场景，铁道部领导决定派出战机进行沿途轰炸并派出数万名城管在沿路围追堵截。

壹报主人按：2008与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国最优秀的报纸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南方集团的人们的心。优秀报人江艺平再次被撤离南都领导岗位，检查组入驻集团。在此际，我既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力，只能发表此文以示支持。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新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哪里！文章显示了改革者的命运，广东省委对□□部的抗命行动。也第一次披露当年南方周末差点被停刊的内幕。

现任的那些宣传官员从中可以读到什么叫历史的耻辱，也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读者首先读到的是由壹报主人撰写的左方简短侧记。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实录，由壹报主人根据学者卓丽凤和翟明磊数次深入访谈纪录与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这份从未公布的口述将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精神财富，更增加了我将之公开的决心。

这些都是壹报得到港大授权在国内第一次发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中国传媒风云录》一书（香港天地书局出版）。这本由港大新闻与媒体中心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出的书，纪录了十三位中国传媒先锋人物的曲折命运与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报主人有幸参与写就了十二位人物的侧记。

永远的“造反派”—— 左方侧影

“可是，我又没见过左老师，怎么找到他？”我问，报人江艺平微笑：“不要紧，那个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老头，额头宽大，两边的白发高耸，如同两支白翅膀。

他叫左方，但这不是他的真名。六岁时，他的父亲因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住枪杀了。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要参军——“为了让我们下一代不再做孤儿。我要保家卫国。”母亲发来三份病危电报，骗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钱，并说如果上战场就断绝母子关系。这个小子马上断绝母子关系，跑进农村。在村里，他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有个伯父是老革命，加入过左联，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报的“方”字说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这个名字预示了命运，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思想；同时与南方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文革时成为名震一方的造反派领袖，夺了南方日报的权，可鼓动十万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两度被监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难，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七年的深刻反思，使曾经极左的他创办了一份反左的改革报纸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创造了一份启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夺了权的南方日报老总黄文俞成为最赏识他的伯乐。而他没想到自己曾经揭发的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竟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先驱。世界便是这么诡异。

我问他领导一份报纸的道理。他说：“盗亦有道。庄子曰盗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说：“偷东西先进去，偷完东西最后出来。偷了钱财，要平均分配，还要知道哪里有东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洁工与总编的收入是一样的。在后来，记者的收入高于总编。他不许记者们叫他左总,而是直呼左方。在报社中，记者们怕他，连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报纸。市场人员可以和他吵架踢翻电扇；美编骂他的娘，他追着让美编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计仇。这种胸怀为南方周末迎来各路江湖中的新闻好汉。“总编，要有钱，手中没把米，叫鸡鸡不应。要有权。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汉经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脑袋，搞个小字辈会议，三十岁以下的跟我开会去，三十岁以上的留下来，在苗圃他与年轻人喝酒论剑，找到了转型之路。

“南方周末这把剑如果磨好了，向谁的头上砍去？”老头大声说：“向权贵资本家头上砍去！”

“我们要重新建立报纸与民众的脐带。为他们鸣不平，呐喊，抚慰他们的心灵。”

这实在是一个永远的造反派，永远的破局者。对现实不满让他夺走资派的权，又让他突破了真理报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对权威的挑战。一个理想主义者，抛弃了乌托邦，回归人性。“我曾是革命者，但我后来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最后，他说：“我要在家里挂两个大字，没人敢写，哪两个字：‘真魔’。我这一辈子都是真心实意投入的,真着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他就是这样一个老魔头。

我曾是造反派

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

文革后，尽管我是反江青的，但受到审查。因为我不是“三种人”，没查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审查期间，我看遍了鲁迅全集。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剪报纸，给编委会写一周报纸动态。这时报社没有人敢跟我见面点头的.——当时批判我，挂的特大标语写的是：“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谁敢理我。但资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们同情我。省委党校与我互通资料。

在资料室七年，对文革与中国前途有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文革是国际共产运动的最后一战。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战。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想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文革，包括我自己为什么陷得这么深？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又不敢怀疑这个理想，结果长期压抑，造成严重的落差，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他为造反派炮制出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于是这种压抑的能力释放出来——地下水喷出地面。右派，造反派，改革派这三种人都是不同时期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

三，为什么文革这样的血腥残酷？因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充分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圣化。幸亏我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接受十九世纪的人性论，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论拯救了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黄文俞是我负责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当时天气很冷，我看到老黄与另一走资派在露天抱着取暖。怎么办？我让他们进房间，阶级立场就出了问题。不叫，他们就会冻死。于是我叫他们建工具房让他们躲进去。黄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我不能把他扔下悬崖，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拯救了我的灵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础。我说过:《雷雨》有两个怪圈。一个是侍萍的下一代四凤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对象，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另外一个怪圈，就是周萍、周冲、周朴园，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他接受了一些民主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冲，周朴园(老爷)当年就是很激进的周冲(二少爷)，一个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过真挚的爱情，而且跟周冲讲我的社会思想比你激进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爷)，当年是有一个周冲的时期，他也是周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命运老在那里重复？中国知识分子一进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冲就是周萍。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冲，出了国就是周萍，如果他回来当领导他就是周朴园，我不相信通过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改变这个循环圈，只有改变这个土壤,中国才有希望，办南方周末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跟民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就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创办南方周末

也正是我在资料室时，报社要我筹办南方周末，当时成立了三人小组，我是组长。

我问过社长丁希凌，为什么要我来筹办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条，“第一条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你很敢想问题。所以，与其用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你一直是个实干派。 第三条，你尽管很大胆，但你在原则问题上是守纪律的。”

我又问，不少人反对，为什么你坚持要创办南方周末，丁希凌说：改革后，我有机会出国，看见国外的报纸都是好几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市场，不可能扩版。因此用四个版承担经济，政治报道，对文化方面没有办法照顾读者，所以是要办一张南方周末来作为补充。还有南方周末要为南方日报未来扩版培养专栏专刊的人才与经验。

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时，我五十岁。我主持南方周末一直到94年，60岁退休。

为了确定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我们请了广东新闻界跟文化界的名人来开座谈会。广东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岭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马上就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确定是我们的办报方针。但是，我们编辑部觉得办南方周末的优势不是岭南文化，而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创刊号上，黄宗英下海当经理做头条，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做二条。在新闻界影响很大的有公关小姐等报道。当时广东兴起港台音乐茶座，群众非常热衷影视歌星。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两年后，歌星潮减退了，老办报方针到了 86年行不通了——这些题材读者厌倦了。我们当时就把周末定义为“人们在周末所从事、所关心所谈论的一切都纳进我们周末的视野”。也就是说把报纸从纯粹的娱乐变成向社会性转移了。当时创办了阿拉看广州，周末即景等栏目，开始报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们要搞综合性周刊，大家说这样才有搞头。

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报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 。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 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的注意，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

生存策略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方周末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为什么能生存？我觉得第一个是广东的大背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导应该说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面临港澳，接受新的思想比内地的领导要早一些、快一些。他能容忍我，大概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的办报策略。因为我们始终注意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所以我很明确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个维护”。第一个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维护党的现行政策，第四个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不是我的一种伪装，是我真实的办报方针。因为一碰就死了，你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个维护”，你还怎么还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报模式呢？黄文俞临终前，我和他说，如果说真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说的，一种是不可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政府认为可以说的说，我认为阿猫阿狗都会办报。把不可说的有一部分变成可说的才是办报人的本领。所以，我对黄文俞这个话是有所发展，我把不可说的真话划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硬雷区、一个是软雷区。

硬雷区我绝对不碰，你说我公开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煽动群众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文章我不给你登，我守住这“四个维护”。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让你讲呢？因为他怕副作用过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软雷区。第一你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你不要反对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许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围内作为主导思想去写这个报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时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国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要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是好的，这样来讲导向就对了。所以，我借这四个维护，保证了我们的办报安全。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策略，比如说我异地监督，我监督外省的我不监督本省的，因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领导直接管我。但我监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当时的形势上只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策略。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标题安排上，不要是这个题材悲伤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很骟情的标题，很容易出事。敏感的问题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读者来信放在中缝里面，但篇篇读者来信都在说南方周末做的对，我的目标就是冲□□部唱对台戏。反面材料正面导向。导向上不能不做妥协，要相信读者，导向上讲维心的的话。揭发的度上还有技巧，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胡绩伟的名字**后不能出现，我就约胡绩伟的游记——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绩伟的家事，他老婆为什么嫁给胡绩伟——>。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就谈王蒙研究《红楼梦》。

　我还“鸡讲鸡话”鸭讲鸭语”，中央往往一些口号下来，它有它的解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说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识分子的说法，这就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语”。

办报的人还要学会政治分析 ，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邓小平的消息，谢非敢泄露吗，只能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为什么把捅出去，是为了吸引香港传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讲话，为什么要出口转内销，他需要消化的过程，肯定是对当前的左不满。可能中国大的转折点到了。

我就试着发一篇《论奴性》，这是放一个政治汽球。放出来，没有反应，我就说以前的一些题材你们都可以写，不要担心。但是当大家都因南巡纷纷反左时，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编辑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枪打的出头鸟。我都是从文革学来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办法、策略，确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条，我们是个百万读者的大报，这也是我们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毕竟它要镇压我们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拥有百万发行量。一份报纸大概有6个读者读。我有六百万读者，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们早死掉了。

另外，我们给南方日报上交了相当多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南方日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跟日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可以领取利润的10%作为南方日报的奖金。这个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报定一次，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主要还是定利润额。因为每年利润额每年都会升高。95年，交了900多万，96年要交1700万。最高的时候好象是39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利润。这样基本上快占集团利润的百分之百了。人家问我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国独树一帜，人家不敢干的事你们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这四条。

死里逃生记

　　93年之前，我们没有受过政府任何批评，都是表扬的。相反是省里面的先进集体，省委两次赠给我们“精神文明单位”。广东的气氛跟我们很融洽。

　　93年我们发行量达到一百万，正要办十周年庆典。

93年10月份，我们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处分。这个处分很严厉，就是停刊整顿。起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袭警案》。就是老百姓把一个警察给杀了。后来查明这个警察做了很多坏事，老百姓才杀他的。文章是江西铁路局的一个作家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公安部通过公安厅问我们，你们讲的这个案究竟出在哪一个具体的派出所。后来，我们才去问这个作者。结果承认是虚构的。

公安部长本来就有意见，因为我们总是批评公检法，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为我们自己承认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书记批了，叫□□部对我们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当时□□部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请示了部长丁关根，决定要我们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诚下杀手还因为我们报道了王蒙。王蒙从文化部长下来以后，新的文化部就连篇地批判他，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讲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爷子当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厌了,这时让大儿子出来改革早餐,换换花样,但是下面几个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有的没结婚,大家都交一样的钱,起了矛盾。最后还是老爷子当回家,还是吃稀粥。这时候文化部办的文化报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邓小平”， 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当时很生气，说你不是要搞文革了吗？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就说王蒙当时在研究《红楼梦》。

我还专门要了王蒙一张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们在北京发行20多万，所有报刊叠着卖，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结果北京市的报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照片。当时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气得不得了，说我们公开地跟他们打对台戏。他们就告到徐惟诚那儿了。

徐惟诚就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讲，听说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这个报纸很坏，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强华告诉他，这是一个百万的报纸，读者影响很大，而且他们是有正式期刊号的。你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是没法停它的。所以，徐惟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刚好，有两份告状信，一封是公安部的，就是袭警案失实的事；还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状信说我们泄密，原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外商服务中心，专门管给外国雇佣中国人。他在那里抽钱。这样很多人就绕开它私下跟外商接触。大概有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这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文章中写了“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 当时定位这个是国家机密。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安全部就认为我们泄密了，也要求□□部处理我们。

因为这两个事，所以徐惟诚认为这是个铁钉子，就让我们宣布停报。这个停报的事——他不发文字，他打电话。打给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邹启宇接的电话。他就说“你要停南方周末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你们打电话不行，是不是发个公函来？”他说“不用公函了，这是会议的决定。他说有会议纪要，但不便发给你们。”后来邹启宇副部长说，停报这么大个事，只是一个电话，我们没法执行。结果就顶回去了。

后来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说□□部对你们广东省宣传部没有正式公函就不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非常生气，说你们必须执行，只允许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读者开始停刊。这样省委宣传部觉得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就马上发出通知。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不停刊行不行？那个副部长就讲说我们已经跟□□部申请过，他们说不行。

这样，我们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停刊了，我们邮局有很多订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头疼的事。另外一个是告读者书怎么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部停刊这个事说出来，有人说绝对不行，这样宣传部会很有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这个事，究竟省委书记谢非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仅是□□部的意见，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以说情。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去报社，今天是南方日报的社庆，老社长都来了。

我就找社长刘陶，我问他谢非知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报社应该争取。刘陶告诉我，谢非出国了。他说昨天晚上已经跟主管工作的委省副书记黄华华通过电话，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因为是社庆，把历代的南方日报的领导和老同志都请回来了。黄文俞也是老领导，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台。黄文俞就很亲切地跟我说“你胆子很大，这次你踩着地雷了”。但是黄文俞这么一讲，当时主张办南方周末，现在退下来的老社长丁希凌叫起来了，说南方周末没有错，不管谁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你不要紧张，以后你们再出刊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百万，是二百万的发行量”。

他说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说没看出有任何的问题。在主席台里面就议论开了。 由老丁先发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当时采取的是低姿态，我就说我们有错误，因为毕竟是失实了。我说我们会总结教训，之后就没说别的话。不管他们很激昂地在支持我们，但是我始终采取很低调的态度。

保卫科通知我，说国家安全厅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又是那个事。

安全厅有一个老同志，恐怕也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来调查泄密事件。我蛮紧张,双手都发抖,但他主动向我递了一支烟,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就解释，这个稿子是公安部长审过的，而且特意让作者北京日报记者交给南方周末发表。原来安全部办了这个外商服务中心，但是出了麻烦总是公安部劳动部去解决，于是公安部与安全部产生了矛盾。我一看公安部长都审了，我就发了。

这老同志跟我讲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头买南方周末。”你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我看过，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唯一的错误就是这句话，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现在不是吓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说只要安全部说要把你拘留，我们也没办法保你，你自己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听到警车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我一下子就醒来了，根本没法睡觉。

第二天，社长刘陶找我，说我们的报纸不用停了，说谢非同志有批示。谢非同志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讲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问题，都是具体文章的问题，□□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报纸不能停。”

谢非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大会散后，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开会了，照例要给南方日报提些建议。这天大家都在那里谈南方周末这个报纸不该停。这时候广东前任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林若，他也是南方日报的老领导。他就讲什么文章错误那么严重？一篇文章就要停报，拿文章给我看一看。后来就赶紧把文章给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说“你们公检法的问题少吗？就算批了你一个小警察，批错了又怎么样？”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大概林若讲了这样的话。

黄文俞听了以后，讲“你是当过省委书记，是大官，你讲话口硬，你是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做检讨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不要登。”他说话也是很硬的。

这些情况都是南方日报一个退休的副社长黄每透露给我的，他还说：“我今天要来给你传达这个事，不是我们几个老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是中国广东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你有了这几句话，你的撤职应该心安理得”。我说如果撤职，我心里很安，能得到这么多老前辈的支持。

林若打电话给黄华华，把这次会上所有人的话转给黄华华，黄华华就转给谢非，谢非接了电话后，就把他带出国的那些智囊都找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了。大家就说这些人把我们广东人都逼得没路走了。又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好一张报纸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不停。

谢非就说不停，那得有个理由啊？他这几句话是他的智囊给他讲出来的。

后来就把谢非的意见报了□□部，□□部就说谢非，你就这么一句话不行。你们如果不停，需要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报告。他停我们报，只是个电话，没有正式文件；但是我们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还专门开了常委会讨论。给□□部的报告是省委宣传部起草的。我后来听参加会的人告诉我，当时大家也很激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以上意见是否得当，请批示”。后来这些常委们说报纸是我们的，请谁批示？删去。

可见这时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边有中央和全国的两种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国的事情就跟钟摆一样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反左”的声音强起来了。但93年又反过来了，93年夏天的时候就治理整顿，这一年又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强，卷土重来。所以说，中国事情是钟摆效应，大家都是命运共同的。

谢非有一个意见就是叫南方周末在头条写出一篇检讨文章，但是报纸不停，要争取主动。要省宣传部长于幼军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上北京直接向□□部汇报，给个面子。所以，我就写了《沉痛的教训》。文章登出来，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个读者来信。有90%赞扬南方周末这种大报气度，说失实的报纸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为一篇文章的失实，在头条里面做这么深刻的检讨。读者说以后会更爱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说，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听到你们痛苦的呻吟。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办下去，也不会再是我们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们是受到严重打击写下来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针一定要变。

正因为这样，我就跟编辑部讲我们的方针一点也不能变，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有人问我“你在整顿期间，这样行吗？”我说你们知道台风中心是最安全的。□□部杀我们，谢非保了，没杀掉。他能又杀一次吗？但我们这时候调整我们的方针，我们将大量地失去我们的读者。我觉得我当时挺有胆量的，其实也是在文革中学的政治智慧。接着就整顿了。

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个教训——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我们以前是采编合一的，现在成立专门的记者团队，要把南方周末往新闻这方面去转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真的整顿，而不是应付□□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检查。

广东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找报社社长，说左方应该要撤职了，但是，刘陶社长说一个报纸出现新闻失实，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经常会出现的。他说左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已经检讨了三次了，已经超规格了。他说如果为这个事撤他的职，以后谁再敢当总编辑？刘陶说我的水平就这么高，小于，你没经历过，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啊！但是以后你要给老左平反的时候就难了。把这个事情就顶过去了。

接着我们主动进攻，请□□部领导吃饭，跟他们讲，说因为这个事，我们推迟了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现在准备办了。请□□部和新闻出版署派领导来参加我们这个会。那时徐光春副部长就笑了，说好大胆的南方周末，我们杀你们不死，你们居然要我们来给你们祝寿！ 后来，我到□□部的副部长徐心华的房间，开心见诚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中国的新闻一定要转型的。我说我们转型，让中国的新闻更平稳地过渡。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次能死里逃生。

第一，大多数官员是这样的:当你触犯这种规则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职务行为要批评你、通报你。但是他们作为读者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喜欢我们报纸的。实际上处理我们报纸的那个邹启宇副部长，他处理完，专门在春节给我们拜年。他跟我讲，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报，所有的报纸都是没有人碰过的、干干净净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惨。他说所有的人见面都讲你们广东出了一张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们跟政府对立、跟官员对立，没这回事。□□部副部长徐心华和徐光春。他们说报纸办得不错，每期他们都带回去，家里人很喜欢看。。

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顽固的坚守真理报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东西。你触犯了某个集团、某个部门的利益，他们要向□□部告你们的状，□□部又不能不处理，它是个执行机构。而且又有政法委书记的批示，他们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触犯了这种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你问到谁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说南方周末没有后台。谢非保过我们，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谢非，谢非从来没给我们任何指示；包括刘陶也没向他汇报我们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传部从来就是□□部不下指示，它从来不批评我们，□□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办事，要压我们。但是没有□□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广东省自己的，我还没碰到过。□□部有一个审读委员会。你问到审读小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退休的人。因为思想开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这种“文化警察”。他挑选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报模式的捍卫者，他请这些人来做审读。

出事是破坏既得利益者与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改革派官员保护我们。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艺平接手时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纪。所以我反聘回来协助江艺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艺平手上，>才真正地开花结果。

新闻改革四个阶段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改革的路：

第一个阶段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 《 南方周末》的任务,第一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当时学苏联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这么难。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是通过报造反达到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走这条路。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打破这个潜规则。首先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但第一阶段真正市场功臣是黎元江。他是真正大规模地使报纸市场化，第二个是《华西都市报》，接着就是南方都市报。关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报老总，他来问我要办南都报，要不要去。我说要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他说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只有都市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融解剂，才能彻底融解，办南方都市报就是按黄文俞提法，“只要无害，就是赚钱”。都市报纸可能带来不少新闻垃圾，不要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把真理报融解。他一上来就搞了变性人的新闻。上了一版头条，还连载。不少人说关健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为他辩护“关健是玩浪者，我们是海边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问题，我们可以说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报社不给他资金，他只有向市场讨生路。”

　　第一个阶段是南方周末与都市报完成的，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阶段是“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不说假话。”第二阶段南方都市报的“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已把新闻自由做为办报诉求，也就意味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真理报潜规则打破，第二条件是报纸进入市场。第三个条件互联网出现，第四新一代新闻人进入主导地位，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这个阶段是风险大大增加。我只是写检讨而已，他们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新闻与体制正面冲撞，领军人物是程益中，李大同，。

　　 这个阶段要重新建立新闻与民众的脐带。真理报时代传媒是很软弱的。“南都案”，“冰点”事件，老百姓都没有介入。而香港报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为中国内地老百姓不知道传媒是代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使命不是异地监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维护权益，关怀他们，脐带才能重建。我讲的是“凉亭效应”，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媒救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凉亭，你老百姓来这来歇一下，抚伤口，替你呼唤不平，对民众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民众会慢慢感受传媒与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没否定广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讲话。广州政府敢于处理南方都市报，摩托车仔会造反的。南方周末写深圳的女儿国。揭发黑工厂，有个女工 出卖肉体才有工作岗位。我要抢救他们吗？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抚慰，还有爱他们的人在。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扎下根。我们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他们才不敢这么放肆镇压传媒。脐带接起来，新闻才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的文章，而是我们文章后面的民众。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现在第二阶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阶段新闻改革其实是与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联系的。因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权贵跟经济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记得钱钢问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我说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露头了，官倒之后接下来就是圈地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遏制，反而会更疯狂，变成一个社会大问题了,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剑，如果真的有一天剑磨出来的话，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举起来的话，就是要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中国最危险的就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三个阶段：淡化传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编独立。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报业 总经理说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企业，机关，还是事业。这个问题要搞清。必须淡化行政走上采编 独立。要渐渐淡化党的领导。

解放报禁。第四阶段。台湾陈映真和我谈过一次，他说：“台湾开放报禁前四个月我们都很兴奋，准备资金，人才，开放报禁，果然出现了很多报纸，人家都赞好，但卖不出去。我才知道开放市场不是给你办报的机会——没法和原来已占有大量资源的报纸较量。”真正到了第四阶段，报纸应当及早从体制内脱胎。

附左方简历：

左方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他1950年参军，在军队服役７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1983年受命筹备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本文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卓丽凤博士和中心访问学者翟明磊先生访问左方先生的记录整理。

　　约瑟夫·斯大林差点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俄罗斯人”。一家俄国电视台在二零零八年举办了这场网路竞选。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受到广泛的推崇。当投票持续到夏天时，斯大林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对第一名的争夺，倍加激烈，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到了年底，结果最终显现。虽没有得到第一，斯大林支持率还是达到了第三名，而普希金仅仅排名第四。这项投票是正在回潮的“斯大林热”的徵兆之一。莫斯科的书店架上不断增加支持斯大林的作品，在九月的新版学生教科书上，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会”。新一代的少年是从这句展开他们对于自己祖国的理解的：“亲爱的朋友们！你手中的这本教科书是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伟大的爱国战争到今天。我们将回溯苏联从其最伟大的胜利到悲剧性的解体。”

　　那个习惯性的斯大林形象，日趋模糊了。他发动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用清洗、流放的方式至少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他发展了强大的秘密警察制度，使两代人生活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他的审查制度使伟大的俄罗斯创造力陷入停顿……自列宁去世的一九二四年至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统治的将近三十年岁月里，国家型的恐怖活动深入了社会每一个角落里，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深深的压抑和沮丧中。即使他的继任者赫鲁雪夫，都曾被他的暴行所激怒过。

　　而另一个斯大林形象则不断清晰。在他统治的时间里，苏联迅速达成了物质积累，领土上的扩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希特勒的军队。莫斯科跃升为新世界秩序的奠基者。过去几个世纪中，俄罗斯始终对西方感觉焦虑，但彼时，它的影响遍及世界一半的地方。

　　很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岁月流失，那些身经过残暴血腥年代的见证者们离去后，记忆逐渐被淡化与抽象化，那些昔日的残酷也被过滤掉了，年轻一代再难对此产生深刻理解。同时，反思与记忆也从来不够深入。对于斯大林年代的控诉，在很大程度上仍集中于“受难者”的记忆，却对罪行本身缺乏更深入的追究。斯大林年代的特徵之一是国家暴力的滥用，但是对应国家力量的怀疑，并没有随著斯大林的覆灭或是苏联的解体，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所以经过动盪不安的一九九零年代之后，国家主义反而获得了新的胜利。俄罗斯人深感动盪给个人带来的屈辱，国际地位的下降，普京的强硬方式勾起他们对于一个强大、统一的俄国的期望。而普京也了解如何重新激发起这种期望，利用高涨的俄罗斯的民族情绪，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修正历史、改变记忆是重要的举措之一，正是普京本人指导了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修正方向。他在任期间利用国家机器，对于挑战者的不遗馀力的打击，对于民意的操纵，虽不比斯大林时代的残酷与全面，其逻辑却是一致的。

　　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份《Prospect》杂志的封面上，我看到了斯大林与梦露共舞的画面，它来自于一位当代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这一作品传神的表现了此刻俄罗斯和历史记忆的关系——残酷被消解了，人们开始和昔日的恶魔调情，历史的真实与凝重被丢弃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用语。苏联的体制、工业化、意识形态，都曾是中国追随的对象。但是过去二十年的苏联则是另一番经验，在一个极权体制解体后，一个自由社会并不能随之而来，一种倒退反而可能随之而来。过去清晰的价值，反而变得混乱和难以理解。

　　中国，可能再次追随这种脚步吗？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週年。倘若对斯大林的判断突显了俄罗斯人对历史和今日的态度的话，毛泽东则是我们是否能正视自身的试金石。俄罗斯人记住了斯大林时代的表面强大，却忘记了其付出的可怕的、可说是人类惨剧的代价。

　　如果在这一历史性的年份，我们仍旧混淆记忆，毛泽东仍旧只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奠基者，而我们对他统治的年代的荒谬和残暴，没有真切和痛苦的探索的话，我们就掉入同样的轻薄和愚蠢。

　　其实，我们掉进这种轻薄与愚蠢太久了。

     作者：许知远

     事情起因：“8000户业主4万人被开发商和规划局隐瞒了变电站规划”

      骏景花园，开发商是广州合生骏景房地产有限公司，占地50万平方米，8000户业主，近4万居民，是广州市区内最大的居民生活小区。该小区于1998年开建，1999年开始销售，至2005年初，北苑组团和南苑组团8000套左右的房子基本销售完毕，居民近4万人。房子销售完毕的同时，问题就来了，2005年底传出在小区西门边上建设110KV的骏景变电站，并以2006年3开始动工。当年，由于骏景业主的团结一致，进行了多次规模达三四千人的散步抗议，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施工方才暂停了施工。

      “在开发商销售房子时，并没有公示该变电站规划”，一位梁姓业主说。“2003年我买房的时候比较警惕，向售楼员刘杰询问了这块地的用途，他回复说你可以上市规划局的网站上看看，那是块绿地。为了了解规划路的情况，我特地上了市规划局的网站上，编号为AT0908的详细控制规划图上显示西门那块地为绿地，直到2005年2月，也就是说小区房子基本售完时，市规划局网站才作了更新，公示了这个变电站规划。换句话说，那就是8000户业主近4万人几乎全部上当受骗了。”罗姓业主激动地说着。

1、2008年12月30日南方电网强行开工出动了近千警力

2、2008年12月30日南方电网强行开工在小区西门布置的警力 ...

3、2008年12月30日南方电网强行开工在工地断墙处布置 ...

4、2008年12月30日部分业主紧张并愤怒面对着突然出现的 ...

5、变电站工地实拍图，工地围墙距居民区最近不足5 ...

6、南方电网宣传资料里的变电站建成后与居民区的距离

7、南方电网在众多宣传资料中故意隐瞒相同规划地块的车 ...

8、业主通过网络查询显示骏景小区附近已有和已规划变 ...

    唠叨多年“讲真话”的巴金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他若能耳聪目明地活到今天，面对当下众多国家干部的“大实话”，只怕会被社会进步得如此之快，吓得昏死过去。

     说起来，号召全党乃至平头百姓“讲真话”，这可是神州大地一贯持之以恒的传统，直到用了近乎一个甲子的60年，终于在国家干部身上，频频结出轰动全国的硕果了。

      朱大可说2008是“灾难元年”；我以为2008也可以说是“官员讲真话元年”。举几个例子：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说感慨：“以前不来报道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绥德宣传部部长这句泄露国家机密的话，放在从前，估计打死他，他也是不敢说的。

      “你们算个屁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

      ——2008年10月28日，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童，当女孩父母找其讲理时，林书记如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果然证明屁们能奈林书记何。

      “你们将来受了处分，吊销了你们的记者证，你们不要后悔！”

       ——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何书生对记者如是说。嘿嘿，何书生的能量已经充分展示了，而且不止于吊销记者的证件。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

       ——2008年新泰县政务网上的一篇官方文章,在总结“怎么依法处置信访工作”时这样写道。这话还不够赤裸裸，那么这世上就没有真话了。

    “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

      ——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民法院公职人员芦涛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如是说。其实按比比皆是的同类事件来看，要弄死个农民的善后成本根本无需花这么多钱。这个法院的罗汉看来钱多得没地方花了。

    “我们要占领天涯，占领你们所有得到信息的渠道。” “叫门卫把她扣下来！我今天要做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银行秘密勾结大规模出卖学生身份证信息，面对记者的采访，宣传部部长强建周如此叫嚣。

    “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12月20日下午，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考试，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大闹官员考场时如是说。 王局长连“认认真真走过场”的程序都懒得走了，真是率性得可以。

    打住吧！

    各位看官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一个人是否敢讲真话，通常取决于利害的判断。上述大实话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约束这些官员，他们的感觉好极了。（作者：赵牧）

五岳散人：

说起来爱国这件事成本还真是比较低，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而言，法国货不是用不着就是买不起，能买得起的人基本上不会这么脑子进水的认为抵制一下就能如何，叫唤抵制的人基本上也不是这些奢侈品牌子的目标客户——老实说，就这种脑袋的容量，也没啥希望有买得起的那一天。条件反射到跟草履虫似的，除非是中了彩票才有这个消费能力。

成本这么低的事情，还有个这么好的名声，不干未免太傻了。只是不知道如此激昂的声势，29万被毒奶粉所害的婴儿现在还没有个结果的时候在那里？城管逼死那个孩子的时候在那里？身边的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平事没见到他这么上心，关心几万公里之外的奢侈品倒是很有点声威。我真是爱死了这么一帮傻逼，把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一下子就这么清晰的标注了出来。

政府拿飞机的大单压法国还算是靠谱，民间抵制这个就实在是脑子进水了。法国以奢侈品出口见长，我们以日用消费品见长，两边对着抵制或者制裁，倒霉的是谁不言而喻。问题是这个道理你跟这些本来也买不起奢侈品的人完全说不明白。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个，马上就有人能说出：“我们就是损失大又怎样”的昏话来，那坚挺昂扬的劲儿跟口服了两吨伟哥似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我们对外贸出口如此依赖的情况下，叫嚣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真是让人怀疑这些人脑子里面装的到底是脑浆还是植物蛋白。按照我一朋友的说法，这帮人的脑袋里全是疙瘩汤，平常看上去也算是有沟回的，只要心情或者啥玩意儿一激荡，一咣悠就全是糨糊了。

 韩寒：

这次我国政府号召老百姓抵制法国货，以表达愤怒，达到在动物世界中的弄大自己恐吓对手的效果，但这次的煽动不大到位，群众的反应不热烈，而且对于时尚爱国青年来说，法国已经抵制过一次了，又要抵制法国，显得有点过气了，没有新意，没有突破，时尚爱国青年都等着上级思想部门发新专辑呢，结果一听，我靠是张精选集，大家也都有点疲劳，使得政府不得不像燃油税那时候一样，再次制造民意，编造出八成网友赞成抵制，九成网友表达愤怒等段子。但是，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我却很支持抵制法国货，原因有那么几点：

第一，我们必须要转移注意力，找点乐子。我们的党报写道“ 从法国的政局看，萨科齐日子的确不好过。经济不景气，失业大幅增加，民众支持率下降，于是萨科齐在人权问题、涉藏问题上动脑筋了，想在这些方面整出点动静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彼此彼此的，从中国的政局看，当局的日子的确也不好过，经济不景气，失业大幅增加，民众支持率下降，于是当局在人权问题，涉藏问题上动脑筋了，想在这方面整出点动静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现在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乐观，而且要过年了，大家需要像当年抵制家乐福那样，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压力。

第二，买不起法国货了。因为大家的股票缩水，经济衰退，能源加税等等原因，一向不便宜的法国货现在看来更奢侈了。既然暂时买不起，不如加入抵制的队伍，这样一来，可以换取爱国的好名声，以便在经济复苏的时候借这个头衔东山再起。

第三，可以保全我们的政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当局是当年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们亲自选出来的，所以说，他代表了我们，他正确就代表我们正确，他有面子就代表我们有面子。在互相的经济政治博弈中，如果我们获得了胜利，那就是当局胜利了，也就等于我们胜利了，但万一我们失手了，那这就是我们的错，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了一小撮人的煽动，引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因为我们的不顾大局导致了外交受阻经济受损，给政府台阶，胜造七级浮屠。

第四，可以防腐败。大家都知道，现在抵制法国货正欢的人可能不是法国货的购买群体，有些人可能还在为Q币发愁，也有些人可能五毛一个帖子五毛一个帖子的积攒不起什么钱来，而我本人平时也不用什么法国来的奢侈品，所以，抵制法国货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一些官员和喜欢出国考察的领导的影响很大，在世界各地的免税店里，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太太是法国货的消费的主力。抵制了法国货，他们就不好意思把法国奢侈品背回中国，而他们又比较落伍，一时估计也没听说过别国的奢侈品，所以短时间内限制了他们的消费，在表面上等于防止了腐败的发生。

第五，可以帮助我的车队。虽然我明年会转会，但是我还是希望上海大众333车队在全国拉力锦标赛的1600CC组中获胜，它最大的对手就是东风雪铁龙，如果抵制成功，全国人民都不买雪铁龙，那么东风雪铁龙这个车队也将难以维持，我的老东家就可以不战而胜。同样，如果你是法拉利车队的车迷，你可以让雷诺倒闭，这样，雷诺就会继本田之后退出F1。

第六，可以防止官员出逃。法国最近成为了中国外出考察团的官员们最喜欢失踪的地方，一旦中法交恶，那出国考察势必也难以选择法国，在欧盟国家内也考察的可能性也减小，中国官员们的出国考察团势必要选择其他购物和娱乐的天堂，这样一举可以摧毁他们出逃欧洲的多年人脉和关系的准备。

第七，可以降低泡妞的成本。一旦抵制的浪潮掀起，你就可以对喜欢法国奢侈品的女孩子们说，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不会给你买这个的。

    综上所述，抵制法国货是利大于弊的，这和抵制日本货还不一样，抵制日本货，可能要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便利，而且更可能做到言行不一，遭人诟病，但抵制法国货更容易做到一些，我们的几亿农民，几亿工人，几亿穷人，几亿廉价劳动力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这些年一直默默无闻的坚定抵制着法国货。虽然，我觉得等我们的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们都能买得起法国货的时候再谈抵制，时机上更合适一点，但是，在这个我们的政府面子上受到了委屈的时刻，我们还要等什么呢，我们早已是义愤填膺，爱国难耐，现在只等在各大网站和报纸建议抵制法国货的号召者以及我们的官太太和官二奶们自己把家里的法国货拿出来当众烧毁，而我们必将随后赶到。

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子阳同志，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临危受命，心系民生，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子阳”的民谣在中华大地流传开来。

一

我原本不认识子阳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一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最初听到赵子阳这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可能是初次见到赵子阳同志，把赵看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活跃会议的气氛，饶有兴趣地问起赵的出生地。赵回答说是河南滑县人。毛泽东同志当场兴致勃勃地说:“滑者水之骨也。”

我见到子阳同志，纯属巧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际之间交流干部，我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子阳同志不久也从内蒙古自治区调广东省委，又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来做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

由于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争斗极为严重，“文革” 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的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些武斗留下的弹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后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写诗一首，诗中写道:“不管翻腾千里浪，唯思处乱写新闻。”

赵子阳同志虽在1932年加入共青团，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属于“三八式”干部。就是在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于1938年底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过他开始便任县委书记，很快连任多地多届地委书记，接着任省委书记。这在当时省市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中，还是以红军时期出身的干部为主体的年代，赵便也是后起之秀了。就是这个后起之秀，一方大员，在那动乱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难重重！

这时候“文革”武斗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机关大院仍旧贴满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省市主要领导同志。“造反派”仍然随便关押和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四川省仍是极端无政府状态，机关、学校、工厂涣散瘫痪。工农业生产日渐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连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粉也要凭票供应。

子阳同志刚刚来到四川，他的两位主要助手，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赵苍碧，立刻被“造反派”绑架关押起来。这可以说是对刚到四川的子阳同志当头一棒。

“文化大革命”争斗的核心问题，是谋权夺位。半路来了个赵子阳，官高位重，出现了一道谋权夺位障碍，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众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子阳到四川不满一个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现了反对赵的巨型横幅标语:

“赵子阳是哪路人马！”

“以生产压革命，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死路一条！”

面对争权夺位疯狂的四川、面对极端无政府状态的四川、面对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四川，子阳同志虽然主持工作，实际上也无法运用他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他从小参加工作以来，不曾遇到过的难堪局面。

他整天忙于应付“造反派”的纠缠，难得安心开会研究问题，难得安心吃一餐晚饭，难得安心睡一夜好觉。他也不知哪天突然会被“造反派”关押起来。经过战争磨练的人，不怕关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乱，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无成，有负于四川人民！

二

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今天晚上，子阳同志请你和他一起出去。”据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驾驶员在内，都亲切地称呼赵为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省委是经常在晚上开会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子阳同志要你准备好洗漱用品晚上十点在家里等他。”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是要约我一起住到金牛坝招待所去。当年，子阳同志曾多次约我住到远离市区的这个招待所去，目的是为了避开造反派的干扰。

金牛坝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个小招待所。四川人将川西平原称为川西坝子，作为对平原的爱称。许多地方，也将本乡本村的一块平坦的地方，爱称为坪坝。金牛坝更不是一般的坪坝，传说在夜晚时候，有人见过一条金牛，金光闪烁，在这里的田间奔跑。这个故事，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富裕农村的憧憬。

金牛坝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时还不敢骚扰。当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子阳同志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觉。

第二天中午，当子阳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时候，只听见服务员大声地喊叫:“吃干饭的首长，请坐到右边，吃面食的首长，请坐到左边！”

听到服务员这样喊叫，我和子阳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子阳同志当然也很明白“吃干饭”的意思，他风趣幽默又轻声地对我说: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走，吃干饭去。”

又是一个深夜，子阳同志没有和我预约，就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见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说:“到你家来坐坐。”

这时正是全国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的时候，窃夺中央领导地位的野心家竟然制造清华大学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子阳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满雾气的眼镜，心情沉重地说:“看样子还要乱一阵子哩！”“再乱下去，四川受害，全国人民受苦。”“再乱下去，还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子阳同志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金牛坝招待所的服务员，叫喊我们吃饭的时候，说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在右边，我当时就说，我们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到右边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就是吃干饭的了。”

他继续说道:“最近我是反复想过了，困守在成都，整天应付那些麻烦事情，一事无成，还不如到农村去走走，也许可能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吗？”

“好啊，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一起走。你就等电话通知吧。”他学着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浓厚的他家乡韵味，高兴地对我这样说。

这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谈到十二点以后，才悄悄地离开。子阳同志和我的谈话内容，在当时是绝对违禁的。要是泄露出去，我们都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锒铛入狱。在“反革命”这三个字之前，还可能要加当时的流行用词，就是“‘走资派’还在走 ”，“策划于密室”，妄图“点火于基层”的罪名。

三

1976年的一天上午，子阳同志乘了一辆白色小型的面包车，连驾驶员在内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车以后，看到车上有子阳同志和他的秘书、驾驶员三人。我和子阳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随员，也没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随员。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任务。

他每到一地，从来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实际上是微服私访。他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直接插入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想法。子阳同志的所作所为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处处为群众着想的优秀领导干部。

子阳同志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个县市，到过绵阳、广元、绵竹、西充、广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访问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一起走到田间地头，亲切交谈，了解情况。

他在成都平原的水田地区，听到当地农民说: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子阳同志长期做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对农村情况相当熟悉，后来担任中共省委和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他仍然经常到基层去，不仅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情况，而且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现在他到四川农村，听到了农民提出的问题，其实他心里早就十分明白农民所提这些问题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有鉴于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在追究他是“哪路人马”的时候，他不便于明白表示反对学大寨种植双季稻的意见，这就是领导干部乱时谋改革的难处，他还得徉作饶有兴味地问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地农民告诉他，这几年来，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要推广种植双季稻，再种一季小麦。双季稻加一季小麦，就是一年种三季。可是，这样做并不高产，每季平均亩产三百斤，就是说“三三见九”。如果只种两季，每亩稻子可产五百多斤，每亩小麦也可产到五多百斤，这就是“二五一十”。种两季比种三季庄稼，多产一百斤，这样一算，就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了。

子阳同志继续亲切地问道:

“种三季的工本怎么样呢？”

当地农民说:“种三季的人力和肥料，至少也要增加五分之一。为了种三季庄稼，必须抢季节，争时间，起早摸黑，忙得昏头昏脑，鸡飞狗跳。如果能够多种多收，多花点劳力和肥料，我们农民不在乎，可是，现在是多种多亏多吃苦。”他们看了一眼同志，继续说道:“看样子，你这位同志像是外地人，我们没有顾虑，说句实在话，要我们学大寨，越学越穷，这种事情，谁愿意干呢！表面上大家天天上工，实际上大家天天磨洋工！”

成都平原是四川主要产粮区，子阳同志深知成都平原水温低，日照少，不能因为要学大寨就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他又向农民问道:“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这笔账，你们自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呢？”

基层干部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推广双季稻，要是改过来，不种双季稻，上级要批评我们是倒退了。”

“中国农民真好啊，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们不能滥用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不切实际地要求农民种双季稻，伤害了人民的积极性。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我想子阳同志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

子阳同志坚定而委婉地对大家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精神，就是要苦干实干，努力增产粮食。可是大寨并没有种双季稻，也没有种三季庄稼。成都平原多阴雨天气，日照不足，灌溉用水的温度较低，可能不适合种植双季稻。你们已经有了实践经验，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我看，不管是种两季，还是种三季，只要能够增产粮食就好。粮食增产了，用事实来说话，你们的底气就足了。”

“请问你贵姓？”生产队的干部，感到刚才这位领导干部的言谈，说到农民心坎上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位领导干部是谁，能不能依着他的意思去做，表现出有点不安。

子阳同志的秘书笑着回答说:

“他是赵子阳同志，是我们省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

“子阳同志，你刚才讲的太好了，这样我们的手脚就放开了，今年就依着你说的来做。”

四

子阳同志还走访了几个山区的农村，因为子阳同志长期关注农村工作，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经验，发现了山区农民学大寨，不讲具体条件，不从实际出发，只管深翻土地的情况。他说:

“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在土层厚的地方，可以深翻，也应该深翻，有利于保墒，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是也不是越深越好，要看种植什么庄稼，水稻和小麦，根须长度差不多，深翻四五寸左右就可以了，翻得太深了，把生土翻上来，也不利于庄稼生长，还浪费了劳动力。”

有的农民问:“种玉米呢？”

“种玉米，就要翻得深一点，因为玉米的根又粗又长，杆子也高，土地就要翻得深一点，玉米才能充分吸收营养和水分，杆子也才能站立得稳，不易倒伏。”

有的农民问:“要是种红薯呢？”

“种红薯也要深翻土地，因为红薯生长在地下，薯块大，深沟高垅，薯块在土里才能伸展开来，才能丰收。”

“像我们这个山区，要不要深翻土地呢？”

“这要看土层深浅，土层浅的不能深翻。如果深翻，那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粮食反而要减产了。 ”子阳同志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提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都懂。你们都是种地的能人里手，哪有不懂这些道理的呢！我刚才说的这些道理，也都是从农民朋友那里学来的。”和他一起蹲在田埂上的干部和农民，听他这么说，几乎一起轰然笑了起来。

子阳同志继续说道:

“从你们的笑声里，可以听得出来，我说你们是种地的能人里手，说对了吧！可是你们懂得的问题，为什么又偏要在这里提出来呢？”

生产队干部压低了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有一项要求，就是深翻土地，我们能不做吗！”

子阳同志叹了口气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苦干实干精神，可是大寨人并没有说，在你们这里怎样深翻土地。从今以后，翻不翻地，怎样翻地，翻深翻浅，都由你们这些种地的人做主，一定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努力增产粮食。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

走访中，子阳同志听到最多的是自留地的问题。一般地区的农民，由于“共产风”的不良影响，对于耕作集体所有的土地，缺乏积极性，但是，他们把自留地看做是命根子，千方百计冲破极左思潮的障碍，还是要把自留地种好的。看到当地农民自留地种得不好，其中的原因，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被推到了顶点，把农民的这一点自留地，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农民把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流着眼泪，忍痛把自留地也抛荒了。这种情况完全是“人祸”！

子阳同志说:“中央多次发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都说农民要有自留地，这些文件并没有收回，就说明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再说自留地，大多是门前地，门前地都是最好的地，也是耕作最方便的地，应该种好。”

“对，对，对！这位同志说得对，既然是门前地，就不是尾巴地，应该种好。”这个农民的话又引起了一阵轰然大笑。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农民，谁也搞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是跟着起哄。子阳同志不便直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对，就用了个“门前地”的名字，而农民就把“门前地”与“尾巴地”对立起来说了，虽然不通，却很生动有趣。

当地的干部农民，见到气氛活跃，又有人说:

“我们这里还有一户人家单干，也受到了批判。对是不对呢？”

“你们说说，这户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户人家单门独户，一家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山凹里，距离我们生产队（村庄）三里多路，他不愿意来回走路，不到生产队来劳动，他就单干了。”

“是呀，那么远的路，怎么能叫人家到你们这里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既耽误了劳动时间，也浪费了劳动力，人家单干有人家的具体情况。如果人家增产了，生产队就要派人去调查研究，总结人家的经验；如果人家单干，生产不如你们，他就会自愿跑来，要求参加你们的生产队；他高兴，你们也高兴。我看你们生产队，如果人数太多，都挤在一块地里劳动，也不方便，也可分成若干小组，便于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各组之间还可以开展劳动竞赛。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子阳同志关于农村工作的意愿已经这样明白表示出来了。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连连齐声回应说:

“好，好，好！”

五

1976年8月15日至16日，四川省松潘地区发生三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距离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成都市，也有明显的震感。子阳同志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布置了抗震救灾工作。省委紧急布置抗震救灾工作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成都市传播开来，可大街上却贴满了造反派们刷写的“反对用抗震救灾压革命”的大字报。子阳同志心系灾区，心系农村，他不顾喧嚣的杂音干扰，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松潘地震灾区。

在地震中心地区，子阳同志深入到一户农家观察。四级左右的余震发生了，他立即藏到身边一个木制的桌子底下，屋顶上残存的瓦片，叮叮当当地塌落下来，因为有桌子挡着，他才没有被瓦片砸着。他兴奋地对我说:

“刚才我说的情景，可以说是我在地震灾区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地震灾区，要告诉广大人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作为应急的藏身之处，是个可以减少伤亡的好办法。我在地震灾区发生的故事，现在还只可对你讲讲而已，不可对外言传。否则，不知又要制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了。”

我理解地说:

“我知道，那天在省委开会，讨论抗震救灾，突然来了较大的余震，会上有几个一向坚持‘以革命为中心’，而反对在灾区以抗震救灾为中心的所谓‘英雄’，狼狈逃跑了。现在，要是听说你在地震灾区，藏在桌子底下的故事，犹如捞到了救命稻草，定会攻击你是贪生怕死。我向你保证，现在绝对不会说出去。不过若干年以后，我要是说出去，可能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美谈哩！”

子阳同志说:“后来的事情由后人评说罢。”

六

我真正听到“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子阳”这个民谣，是我在1980年从四川省调到北京新华通讯总社以后。当我一听到这个全国人民都盛传的民谣时，打心眼里为子阳同志高兴。他在“文革” 动乱的年代，曾经深入农村，半公开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改善农民生活，直接向农民宣传他自己关于农业生产的意见。早在“文革”前他与陶铸在广东省就试验过 “包产到组”，宣扬过“包产到组”的好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他自然地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安徽省一起，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类似“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四川省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

子阳同志向来反对和厌恶那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风，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改革，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唱响了广为流传的音韵。“要吃粮找子阳”的民谣，也是人民对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2008年7月26日，写于北京皇亭子

（作者孙振，1942年16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

责任编辑：杜导正

转载：炎黄春秋

……谁道人生难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浣溪沙》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很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庄子》天道篇的后面，记载那个斲轮老手对桓公说的几句话，实在很有余味：

　　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忻轮……

　　这真是老年人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青年人的悲哀？老年人那方面感到对青年人“不能以喻”，在另一方面，青年人又感到对老年人“不能受之”，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老年人”行年七十”，但却仍旧孤单地走着那没有止境的老路，他们有热血，他们不能不悲哀！

　　现年八十六岁的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在他《生命前进 着》（Life Goes On）里写道：

　　Just a little while back,at my farm near Ripton，Vermont，I planted a few more trees，You wonder why？Well，I'm like the Chinese of ninety who did the same thing. When they asked him why，he said that the world wasn't a desert when he came into it and wouldn't be when he departed．Those trees will keep on growing after I'm gone and after you're Gone。

　　不久以前，在伐蒙特州，在我那靠近瑞普顿的农场上，我种了一些树。你猜干嘛？呢，我就像那九十岁的中国老头子，他也做过同样的事。当别人问他干嘛的时候，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发荣滋长的。

　　这种留点余荫的人生观，它代表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心怀，在奴隶出身的喜剧家斯塔提乌斯·凯西里乌斯（Statius Caecilius）的《青年朋友》（Synephebi）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栽了树为后人享用的老农夫，他深信上帝不但愿他接受祖先的遗业，并且还愿他把遗业传授给下一代。

　　在活着的人里面，没有人能比老年人更适合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了，老年人从死人手中接下这根棒，由于他们的身世各异，所收到的棒子也各有不同：

　　第一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他们根本就没接到过这根棒，也许接到过后又丢了，他们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装老糊涂（我还看不到一个真正糊涂的老年人），他们的人生观是“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他们永远不会退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进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五代史记》汉家人传记太后李氏向周太祖唠叨说…

　　老身未终残年，属此多难，唯以衰朽托于始终。其实“托于始终”的不是她那视茫茫而发苍苍的“衰朽”，而是那四张小白脸和一百三十二张麻将军！

　　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属于长寿的一群，他们不需要旁斯·得·利昂（Ponce De Leon）追求的那种“青春泉（Fountain of Youth），他们青年时代虽然衰老，可 是老年时代竟得不死，他们的“残年”是难终的，孔丘骂他们“老而不死”，他们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圣人这句话，可是在心里却奇怪为什么孔老二自己七十多岁还活 着？他们也未尝不想交点什么给青年人，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避此人出一头地” 的胸襟，再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妙手空空，对人劳心怛怛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种老年人中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说来。老年人可皆议的地方 不是落伍，而是落了伍却死不承认他落伍，落伍是当然的，可是死不承认就是顽固了。《左传》里记石碏虽然自承：“老夫耄矣！无能为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 恐怕还是有点酸性反应，尤其在青年时代有过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到了老年“一 官匏系老冯唐”，酸劲儿就更大。康有为刚出山的时候，叶德辉、王益吾们咬定他是洪水猛兽，写了《翼教丛编》去骂他，可是二十年后，跑在时代前面的康有为被 潮流卷到后面去了；我认识的一位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党，当年是飞扬跋扈的豪健 人物，六十年下来，他竟变成一个整天吃斋念佛写毛笔字的老人了。好像愈是在青 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冥顽不灵的人。民国七年的十月里，梁巨川以六 十岁的年纪投水殉清，当时二十六岁的胡适曾写《不老》一文评论这件事，他说少年人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时代的新人物吗？”这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其实做白头新人物谈何容易！在近人中，被冷红生骂做“媚世”、被章老虎骂做“媚小生”的梁启超庶几近之，其他的闻人实不多见。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从霍桑（Nathaniel Hawthone）《海德哥医生的试验》（Dr．Heidegger's Experiment）里，我们看到那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妇在 喝了“返老还童水”以后所发的狂喊：

　　“Gives more of this wondrous water！”cried they eagerly．“we are younger－brt we are still too old！Quick give us more！”

　　“把这一些奇怪的水再给我们一点！”他们着急地叫着，“我们年轻些了—— 可是我们仍旧还太老！快点——胜任，可是却一定要派唐僧那个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做主角，还带了猪八戒沙和尚两个工谗善媚的走狗青年，唐僧根本不比 孙语空高明，只是装得老成持重些，且年资已久，是胡吉藏的老弟子，跟姚思廉是老同学，自然在菩萨面前吃得开，紧箍咒就是唐僧的抽象棒子，孙猴子虽然也有个棒子，但在满朝精神重于物质的逻辑下，只好被唐三藏棒住。

　　老年人抓住棒子不放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长寿心理，古人“有生者不讳死”，其实“讳”字应该校改为“知”字，许多老年人整天做着“窃比我于老彭”的好梦，不慌不忙，从来不知死之将至，据说虞舜九十五岁才把帝位“禅”出来，其老不倦勤之概可想。比照虞先生的尺码看来，人生七十岁开始也不嫌迟。很多老年人都有 大远景，长期发展的大计划，而这些远景和计划却又和他们迟缓的脚步极不相称的，他们只知道任重和道远，却不晓得日暮与途穷，陆游的诗句道尽了他们心中的窃喜，那是：

　　自揣明年犹健在，
　　东厢更觅茜金栽。

　　白首穷尽的抱负是动人的，可惜只是碍了手脚！叔本华算是这些人里边最成功 的，他说：“他们以为我老得要死了，看吧，等他们全死了，我还活着。”在这方面他是考第一的，可是他的自私与吝啬也是考第一的。

　　新陈代谢（metabolism）本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它的结果自然产生许多“老废物”（Waste matter），像草酸钙（calcium oxalate）等就是，这种异化作用是一切生物活动的起点，并不值得惊怪与恋栈。纪元前六世纪，大运动家密罗（Milo） 年老的时候，一天看到操场上的年轻健儿大展身手，他意忍不住望着自己鹤骨鸡肤大哭，他感叹，他不服气，他终于不自量力，狂劈橡木而死，引起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老年》（Desenectute）里不少的讪笑。

　　有些老年人硬怕青年人厌弃他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记尼可拉·彼特洛维奇（Nikolai petrovitch）接他儿子回来时说：“现在我们必须互相接近，并且设法相互彻底地了解。”（第三章）但是他的哥哥却先感慨了：“你设法不忘掉你 学过的，但是——转眼——他们就证明那些都是垃圾，并且告诉你，有灵性有见识 的人早就不搞这些劳什子了，并且如果你不以为嫌，一个落了伍的老腐败就是你！ 这又有什么好法子？年轻人自然比我们来得聪明！”（第六章）后来弟弟终于悟到了，他说：“这样看来你和我都是落了伍的人了，我们的时代过去了，唉，唉，也许巴扎洛夫（Bazarov）一是对的，但是我坦白告诉你，有一件事使我难受，就在这 时候，我是多么盼望我能与（儿子）阿尔卡迪（Arkady）多亲近一点，可是结果呢， 我丢在后边了，他已经向前走了，我们不能互相了解了。”“我从前还以为我正跟 着时代做每一件事……我念书、我研究，我尝试在每一方面都合乎时代的要求—— 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并且，哥哥，我也开始这样想了。”“哥哥，你知道我现在想起什么吗？有一次我跟我们可怜的妈妈吵嘴，她好生气，不愿听我的话，最后我向她说：‘当然了，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属于不同的两代的人！’她被我气坏了，可是当时我却想：‘这又有什么法子呢？它是一颗苦药九，可是它必须吞 下去。’你看，现在轮到咱们了，咱们的后一代也可以向咱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了，吞你的药丸去吧！’“是的，哥哥，好像是时候了，我们该订做一口棺材，把两条胳膊放在胸前了。”（第十章）

　　至少我个人觉得，像尼可拉·彼特洛维奇这种老年人是可以尊敬的，他虽到了老悸的年纪，虽然在“涅槃经”的八苦中只少占了六苦，可是他仍然想做一朵“老少年”（即雁来红Amarantus tricolor），他充满了正常的舐犊之爱，虚心的向另一代的小毛头们来学，也许“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但他绝不就此展开“倚卖术”， 《北史》穆崇传：

　　老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后进，何宜排突也？

　　这就是卖老！

　　有些急进派的年轻人实在看不惯，他们对“老罴当道卧”的局面感到难以容忍，他们未尝不想自己去另外找棒子，可是老年人慢腾腾地“跑”在前面，既碍了路，又挡住视野，于是年轻人想到还是干脆去抢棒子，可是，怪事就在这儿，十次有九次，他碰到的是一位饭斗米肉十斤的腹负将军，或是一位狡猾无比的痴顽老子，除了被饱以老拳外，连接棒预备队的资格也要丢掉了。经书上说“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可是打起人来，他们就有劲了！

　　王阳明说：“不有老成，其何能国？”《诗经》里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一些古代的“年老成德之人”的确给了我们不少的典型，在古希腊时代，潜主庇西斯屈特斯（Pisistratus）怒问智者索伦（Solon）：“你仗着什么，竟这样 勇敢的反抗我？”索伦平静地答他道：“老年。”这些老骨头们的高风亮节真使我 们倾倒！一个人到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年纪，以他的身分。地位与安全性，若还“以耽沉之利，欲役者朽之筋骸”，该是一件多么可耻、多么懦夫、多么不可饶恕的事！

　　所以，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梭格拉底斯（Isocrates）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我们能本笑洋鬼子傻瓜吗？

　　王洪钧先生在文章里面又说：

　　我无意批评年轻人。老实说，不去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光是指摘他们，都是不公平的。

　　王先生站在一个中年人的立场，他当然可以原谅青年人，可是青年人若站在一个爱真理胜于爱老师的立场，他不能不对莎士比亚笔下full of care的老先生说几句“不知忌讳”的话，也正如王先生所说的：

　　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旅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

　　现在一般情形，好像只有老年为青年的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真正的自己，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期，还有一篇曾约 农的《为青少年陈情》，他老先生别具只眼，觉得“推青年所希冀者，不外五端”，其中“训育从严”、“生活辅导”、“青年立法”等，“皆出于一般青年内心之要 求而未公开表示者”，至少我个人，我认为曾老先生这种“推”法未免可怕，老年 人竞这样“推”青年人，这样为青年人“陈情”，我们真领教他们对我们了解的厚度了（曾老先生若肯到中学参观参观那种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平头教育，考察考察酷似警察局的训导处，看看那些“学生资料袋”，再向外看看大保学生的数目，大概他又会重读他爷爷那篇“原才”了）。

　　我发现在曾老先生的“五端”外，还有“外一端”，正是“青年所希冀者”，那就是老年人要我们听话，希望老年人也“垂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虽然培根（Fr ancis Bacon）早就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可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窝里的人，毕竟一同参加这场接力赛，不要总是以为你们看我们都看得那么准，你们总该想想我们在用什么颜色的眼睛在看你们，至少你们该想一次。

　　索罗（Henrv David Thoreau）在他的《华尔登》（Walden）的第一篇里，曾有过几段激烈批评老年人的文字，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

　　what old people say you cannot do you try and find that you can。Old deeds for old people，and new deeds for new。

　　Age is no better，hadlly so well，qualified for an instructor as youth，for it has not profited so much as it has lost.

　　Practically，the old have no very important advice to give the young. their own experience has been so partial,and their lives have been such miserable failures,for private reasons,as they must believe；and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some faith left which be lies that experience,and they are only less young than they were。

　　老头子们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是你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能。老的一套只该适合老家伙，新人该有新的一套。

　　一大把年纪很难构成做青年老师的好条件，因为它得不偿失、功不补患。

　　实际一点说，老年人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意见给青年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又那样惨败，他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与经验并不符合的自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

　　他更激烈地否定老年人：

　　I have lived some thirty years on this planet,and I have yet to hear the first syllable of valuable or even earnest advice from my seniors.They have told me nothing,and probably,cannot tell me anything，to the purpose.Here is life,an experiment to a great extent untried by me;but it does not avail me that they have tried it．If I have any experience which I think valuable,I am sure to reflect that this my Mentors said nothing about.

　　我在这星球上活了三十年，从我的老前辈那儿，我还没听到可称得上有价值的 或热情忠告的第一个音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可能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中肯的话。这就是生命，一个大部分没被我体会过的经验，他们虽然体会过了，可是对我却没用。如果我得了什么我觉得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个经验，我的“指 导人”压根儿还没提过呢。

　　这些话足可以使老一辈的骂他忘恩负义了，可是他又接着向老人家施展了棒喝：

　　You may say the wisest thing you can，old man－
　　You who have lived seventy years，not without honour of a　kind，--I hear an irresistible voice which invites me away from all that.One generation abandons the enterprises of　another like stranded vessels.

　　你可以说那些最聪明的话，老家伙——你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荣华富贵，——我却听到一种挡不住的呐喊，要求我不听你的话。这一代扔掉上一代的丰功伟业就好像扔掉一条搁了浅的破船。

　　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大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般地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读过《宋史》晏敦复传的人，都会看到下面这一段：

　　〔和议时，秦〕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这是一面好镜子，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正需要一些有“姜桂之性”的老辣椒们来“训育”我们、“辅导”我们，“立”身教而为我们“法”，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要我们战斗，至少他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鱼人。

　　一些老年人教青年人读经，他自己总该读过“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话，即使他的歌声动人壮志可嘉，他也该问问青年人的意见，赖斯（Ca le Young Rice）在《青年人向老人说的话》（The young to the old）里，他告诉老年人：

　　You who are old，
　　And have fought the fighi，
　　And have won or lost or left the fight，
　　Weight us not down，
　　With fears of the world，as we run！
　　你们老了。
　　打过了这场仗，
　　赢过，输过，又丢下了这场仗。
　　当我们在奔跑，
　　你们对世界的恐惧，
　　不能把我们吓倒。

　　可是，问号紧跟着我们，我们忍不住要问：有几位老年人肯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能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乐意谈谈接棒的问题呢？

　　从陆机的旧赋里，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的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愦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 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 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 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公自平生怀直气。

　　谁能晚节负初心？死去的哲人的诗句已经替那些好学不倦、守经不变的耄勤之士指出一条危机，我们不惋惜钱谦益、章士钊的老不自爱，我们只惋惜黄梨洲、江 亢虎的晚节难全！罗马史家李维（Livy）曾对西辟奥·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us）批评道：

　　Ultima Primis cedebant．（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环顾国中，有几个可爱的老年人能挡得住这种判决呢？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 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碧潭山楼

　　附录（略——编者）

　　〔后记〕这篇《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号（一九六一年十 一月一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的第一篇稿子。

　　我现在抄两段当时的日记：

　　四月八日：“姚（从吾先生）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

　　四月十四日：“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三时，文思甚涌，此文若得售，必可轰动。”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的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 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 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三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 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
一场“棒子战”了！

                                             李敖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 、 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加以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在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奇迹属于北川邓家刘汉小学,483名学生经历地震后一个都没有少,71名学生历经两天一夜徒步翻过三座大山和一片原始森林成功逃生到绵阳,更大的奇迹是:十年前,是谁修了这所不会倒塌的希望小学?修建过程中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真相?难道十年前,他们就预知到了什么吗?

我已经很难复原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邓家小学的完全细节，但从邓丽君的叙述中仍然知道：由于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左腿行动不便的邓丽君一直是被允许在课前十分钟整理活动中下楼上厕所的，那天她独自地缓缓下楼，从三层楼高的教室里刚刚走到空地，刚看到太阳影子，地就开始吼，开始动。

 她拼命开始跑，虽然效率不高，仍然连滚带爬到达旁边的竹林，又听到体育老师在叫“快到操场”，就和另几个女生跑到操场，三分钟后，这里就聚齐了全校483名学生。

 后来我们设想，小儿麻痹的邓丽君真幸运，要是那天她课前没因身体原因去上厕所，也许会被挤倒，也许情急之下会跳楼，也许会有什么不测，如果这样，一个奇迹就不会出现了，奇迹是——在单位地域死伤最严重的北川大地震中，虽然北川一中教学楼迅速淹没二千多名学生，但邓家小学483名学生一个都没有少。

 而且，以肖晓川带队的9名老师携无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历经两天一夜，在无水无粮无工具的情况下，先是困守一处山坡，后来翻越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三座（之前媒体报道成两座）海拔最高达2000多米的大山，其中还有一名4岁多的学前班孩子，最后到达绵阳。

 关于那个71名学生翻过三座大山和原始森林逃生的奇迹一直被流传，这两天，我一直在绵阳至北川转悠，我只想告诉更多的细节，少一些形式化的英雄色彩，多一点真实的人性色彩。

 那天同一时间，肖晓川正在办公室看书，发现书动得厉害，另一侧的史少先正在教学楼巡视，学校负责人的他俩很害怕，但拼命开始吼“快到操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那么科学的组织学生逃生，后来向逃生专家询问过，包括蹲下、靠两侧下楼，进入操场以及后来制作简易帐篷，都符合逃生标准手册，但他们从来没学过，现在也不知道这就是标准逃生手册。

 我觉得这个长途迁徙的故事很像《黄石的孩子》，韩寒说很像他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抗战时把动物园动物们转移到大后方的电影，在交谈中我发现中间并不像记者们写的那么大无畏，是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节，他们有怀疑、恐惧、绝望、麻木，但最后他们坚持下来了，没有伟大胜利，但修成无量功德。

肖晓川在四川卫视和中央台里已说了很多，但他私下向我承认一句从未对记者说过的话，“那时我很害怕，很害怕，我说是世界末日来了，我想活不过今天了”，旁边的史少先说他也很害怕，“那架势，完全让人莫得法镇定，真的就是快死了，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性，而不是这两天记者们简单讴歌的英雄形象，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最后带着孩子们逃出来了。

蹲在操场里仍很危险，看山下县城已夷为平地，山上还有泥石流，地面还有余震，“要活命就必须向高处转移”，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经过观察发现远处有一个缓缓的山坡暂时不会被淹没，他们动员学生一起上去了。虽然肖晓川从没有砍过竹子，但那天他去砍了很多竹子，史少先跑到废墟里捡了几块农民常用的编织口袋布，靠着山丫子以三角原理做了一个帐篷，他们从未做过帐篷，帐篷面积太小，483名学生只能背靠背坐了一夜，一动都不能动。

如果另外有人看见黑暗中的那个光景，一定会震撼——483名孩子躲在一个狭小的简易帐篷下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四周山石滚动发出巨大的响声，雨哗哗地下着，大地在颤动，孩子们很像躲避风暴的的羊羔，而老师就是牧羊人。

“山上一点光亮都没有，完全黑了，听得到大石头从山下落下来的声音闷闷的像敲鼓，很恐怖”，再后来，居然有一些孩子却开始叽叽喳喳“摆条”（摆龙门阵），邓丽君对我叙述时一直在微笑，她说她们当晚在回忆谁怎么跑下楼的，谁还摔一跤，打趣谁还哭了喊妈妈……她还告诉我她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见证过无数灾难的优秀记者唐建光说，其实“灾难”永远不会是想像中那种情景，这次我明白了，特别是人类的情绪，人总会在极度灾难下缓和自己的情绪。

我曾经很不理解9名老师要带着没有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翻山越岭的原因，我问过“你们为什么不就地等待”，后来知道，“我们理解县领导啊，他们还得救埋在下面的人，一时顾不到我们了，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关于徒步翻山逃生的决定没有任何争论，虽然很危险，但留下来更危险，只有赌了。

他们的逃生路线是：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是依次上升的三座大山，，除了余震和山体裂缝、泥石流、暴雨外，因海拔高会出现高山反应，而且有一大片原始森林。

中途有一个女老师因挂念婆婆退出了，人们理解她，有一个叫吴明艳的老师有严重气喘，在山上脸发青快死的样子，人们问她“行不行”，她很害怕很绝望，但说“一定要走下去，不能死在这里”。他们继续走着。

震后的异象出现了，“第二天白天时，天突然完全暗下来了，就像黑夜一样，一点光都看不到，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突然发现黑森林里一大片怪异的挥之不去的浓雾扑来，两米之外根本看不见同伴，昨天他们请我理解他们的迷信，因为那阵势太可怕了，完全就像一个巨大的鬼魂扑来，“阴冷，冷到骨头里去了，农村里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我们很怕这个巨大的东西把人的魂勾走了，勾走了魂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就让学生们互相大声喊叫着名字，然后大声地答应着，这不仅是壮胆，是让互相知道还活着，还有人气，让那东西拿我们莫得办法，不把魂给我们勾走了”。

他们就这样大声的在林子里叫着，他们的魂果然没被勾走，很久之后，他们走出那片巨黑色的浓雾。

剩下的山路更难，当地有句话是“养女莫嫁景家山”，是说这段路太难走把女儿嫁过去连路都走不得，还有一句话是“男人要穿脚马子”，就是说男人走这段路都得穿着一种用篾条编的东西才不会掉下悬崖。

山体已经出现裂缝，旁边有泥石流在下流，更要命的是，原来依稀还记得的山和路，这时却和以往不一样了，他们很奇怪，“山形变了，本来记得是往上走的路，发现却变成往下走了，本来是左转的，却变成了往上走，要是按原来的方向走就会掉到悬崖下”，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印度洋板块对喜马拉雅山的山体冲击，造成了类似造山运动的变化。

昨天听说一个有真实意味的笑话，地震那天，有两个北川老太太正站在靠得很近的山丫子上摆龙门阵，正讲着东家长西家短时，就觉得必须说得很大声说对方才听得见，一看，原本十几米的山丫子距离变成了近一百米远，这就是山体变化；有营救者震后在灾区看见一座山，问农民为什么对面这座山一棵树都不长，那么新，农民想了想，说：“新吗？很新，我也是第一天看见它”。

因为泥泞，这段路上鞋越走越少，每过一会都有人喊鞋丢了，但人却一个都没有减少，最小的只有不到5岁，大的就拉着小的跑，老师们还帮着找鞋，偷农家的鞋。

两天一夜他们71名学生加8名老师的食物是两袋夹心饼干，和几瓶水，“怎么吃？我们老师用手指给每个人掐一小块，让学生只能喝一小口，这叫吊命，留着元气就可以活命，前头的人在吃时，排在队列后面的学生吞口水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那时候，我们老师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肖晓川说。

我问他们一路上怎么鼓励学生，“除了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哄他们骗他们，大部分学生都没去过山下的绵阳，我们一路上就喊，加油啊，绵阳有好多糖等着你们，还有冰激凌，还有面包，可乐，那些娃娃小，就流着口水跟着跑，我们还说下面有警察叔叔在等着你们，山里的孩子平时看电视都知道警察叔叔是专门救人的，崇拜他们，就拼命往山下跑”。

令人悲凉的是，中途碰到过两家有能力收留学生的地方，但主人拒绝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得到这两家店的名字。

到了营救地点后，其实第一时间也根本没有传说中的糖，冰激凌……人们确实太忙了。

经过两天一夜，翻山越岭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终于看见任家坪收费站，看见正在那里搜救的指挥部，当时北川县金大中县长问“你们有多少人活着”，肖晓川说“一个都没有少”，金县长惊呆了，说“我们都以为你们全部都不在了”。

那天晚上孩子很困，坐在大巴上睡死过去，摇都摇不醒，但是车到绵阳时，体力已到极度虚脱的孩子们却兴奋异常，没有一个愿意去睡觉——对于这群山里长大的孩子们而言，这是他们出生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大都市，虽然绵阳也被地震遭到破坏，但孩子们仍惊讶这个城市的漂亮，就像天堂。从地狱来的孩子，看到什么地方都像天堂。

昨天我在绵阳中学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大多很快乐，我问过学校老师为什么这样，宣传部李主任介绍了这几天他们制订的心理课，包括“注意力转移”“宣泄”“武术”“看猫和老鼠”……但一个老师说，这也是因为孩子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死人，换成北川中学的幸存者，肯定不会这么快乐，这么容易恢复情绪。为邓家小学的孩子们没看到过死人感到幸福。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核心，因为，如果那天邓家小学像北川一中那样在几秒钟内就被震垮，后来的成为传说的长途翻越也就不存在，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有死，甚至没有什么重伤，我了解到，那座十年来正式名字叫“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不仅楼没有垮，奇迹是，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一小块都没有碎，与在这场大地震学校教学楼动辄压死几百名学生相比，这是一个奇迹，我很好奇，这是谁修的房子？

于是我知道一个叫“汉龙集团”的公司，它是在十年前出资捐赠邓家小学的企业，老板叫“刘汉”，总经理叫“孙晓东”，经办监理学校修建工程的人是当时的集团办公室主任，学校里很多人在谈及这场幸运的逃生时，都在感谢这位监工的“办公室主任”，昨晚我找到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讲了一些故事，但坚决不让我透露他的姓名，也不要表扬他，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下面我只能用X先生来代指为什么“刘汉希望小学”在这次大地震中成为唯一没有压死学生的学校？或者说奇迹最开始的一步是什么，我得知以下内情：

一、十年前，刘汉和孙晓东对下属X先生说，“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你就从公司里走人吧”。

二、十年前一天，监理工程的X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有问题，含泥土太多，因为X曾经是生产水泥的一家公司的副老总，经他手灌注的水泥至少有五十万吨，是绝对的行家，所以他要求施工公司老总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也不能用扁平的石子，从建筑专业而言，扁平石子混在水泥灌注过程中是灾难，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他对施工队大发雷霆，愣让他们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把扁平石头全部拣走。

三、一次会议中，他在追问工期拖延时，发现施工公司负责人眼神不对，才得知原来是有关方面的款项没有及时到位。按捐赠原则，企业捐款必须先到当地有关部门，再由有关部门把企业的钱下发到具体施工公司中去，但施工公司并没有从有关部门及时拿到钱（具体人们想必都能猜到，这可是中国式惯例），于是X先生又发火了，穷追不舍，终于让款项到位。

四、在奠基仪式上，由于某个原因工期又得拖延，X又发火了，他找到有关部门，据理力争，9月19日，学校终于平出一块崭新漂亮的操场，他说看到那块操场铺平后很开心，而那块操场，就是十年后483名学生逃生的地方。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听到X在吵架，在发火，在追款项，当我对他核对这个事实时，他要求我一定要在“吵架”上加上引号，否则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说，你晓得的，我不能说得太多。

我想我已没必要说得太多，一个深知捐赠中国希望小学潜规则的人士说，虽然学生们全部逃生是个奇迹，但汉龙集团的X先生能够通过“吵架”把钱“吵”到正规用途上更是个奇迹，在往常，吵架根本没用，钱还是不能够及时到位……（为什么这次学校倒塌这么多，这里恕我暂时不能直言，但稍有常识的人想必也知道）

由于X先生反复叮嘱我不能写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邓家“汉龙希望小学全部成功逃生”的故事后，就只能记住以下名字：刘汉、孙晓东、肖晓川、史少先、陈世荣，罗中会，母贤莹，沈长树，赵义辉，母广兰，吴明艳。

刚才，X先生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未经他同意，我就刊发在我博上，目的是让有的人有的部门看看，也提醒以后有人想修希望小学的人看看：

打扰您了，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领导安排下在绵阳五所希望小学建设均由我亲手经办，而此次大地震未能撼动一幢，五所学校巍然屹立！师生未损毫发！请你来绵阳做客！

这次邓家刘汉小学无一人死亡成为一个奇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情。(作者:李承鹏)

作者:沈联涛(马来大学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一：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

1997年7月2日凌晨四点半，泰国央行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此前十余年盯住美元的泰铢，开始自由浮动。泰铢对美元当日即贬值15%以上。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开始。

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差不多已有十年。危机发生之时，我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负责储备管理及外事工作。身临其境，我亲眼目睹危机一步步发展，并参与了一些危机解决方案的国际讨论。这次危机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或国家的控制范围，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

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交叉影响的事件，在泰国首次发生的危机，不仅蔓延整个东南亚，还波及俄罗斯和巴西。这场危机提醒每个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经济，但对经济和国家的管理，仍局限于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

或许每一代人都得面对他们自身的危机。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认为，经济运行存在大约60年的长周期。这些周期总是以一些重要技术革新为标志，如蒸汽机、电力、无线电以及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的发明等。从二战以来，世界大体上享受了60年的和平。最近的经济繁荣，尤其是美国经济，是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周期。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已保持了超过25年的持续增长。对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1997年却是对亚洲经济奇迹的全面检验。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思考。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基于自由市场哲学，认为制度框架是被给定的并且是有效的。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和完善的市场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政策框架--市场自由化和效率提高将给每个人创造出多赢的局面。"华盛顿共识"着力于市场的全面开放及自由化，首先是放开重要商品的价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壁垒。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盲目的自由化是否正确的争论。

危机是一个事件，而改革与重组则是一个流程。一旦对制度框架进行适当的分析，我们就会意识到制度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么是改变制度以顺应历史大趋势，要么是危机将改变整个局面。但是，现有的制度同样是过去的政策错误、个人判断、历史、地理、时间和趋势相互作用的后果。所有的社会都是路径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今天我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作出的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并同时改变我们自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 1588年，英国人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了其在远东的扩张；中国明代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后的大衰退历史，便从此不能与英国历史割裂。相似地，1997年在泰国发生的一切也不能与在其他地方，如东京、俄罗斯的许多事情割裂开来。泰铢贬值时，谁能想象得到一家叫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对冲基金将在一年后崩溃？

1997年5月24日，危机正式爆发前一个多月，在曼谷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亚洲各国中央银行的第一副行长们齐聚一堂，他们讨论泰铢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此前十天，泰铢又遭受了一次大规模攻击，这次攻击在泰国央行、新加坡金管局、香港金管局联手干预下，以对冲基金遭受3亿美元损失告一段落。此时，一些主要的玩家，如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索罗斯基金、老虎基金等，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五月攻击"已经是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泰铢的第三次投机攻击，之前的两次分别发生在1996年7月和1997年2月。投机者们通过借入日元获得资金（不高于3%-5%的利息成本），然后存入泰铢获取17%的隔夜利率，进行"套利外汇交易"（Carry Trade）。

早有识者警觉到亚洲区货币危机的危险。我曾于1996年在东京参加会议，当时一位与日本大藏省关系密切的学者在闲谈中问我："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水平变为150∶1，港币是否会放弃盯住美元的政策？"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如此重要。

1995年4月，日元对美元汇率曾达到80∶1的峰值，而1996年，整个日本经济确实有一个小的复苏，日元对美元汇率大约为104－116∶1。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而泰国则是最容易遭受日元套利外汇交易攻击的国家，因为泰国55%的外债是日元，并且日本是泰国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

现在回顾当年，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

下次，我将分析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角色。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二："头雁"之灾

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及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在外国短期贷款推动下快速膨胀的亚洲经济及其产生资产价格的大量泡沫，全都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若要全面探究1997年-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不得不先对日本进行分析。因为日本一国的GDP就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其金融资产则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两倍左右；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贸易量约占东亚的五分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大陆。只是这一系统的缺陷在于，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1985年9月，"广场协议"奠定了增加汇率灵活性这一基调。日元对美元和欧洲货币开始走强。这是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政策失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过高估值和随后的回落。过高的日元导致日本在美国股票市场大量投资，部分推动了1987年美国市场的股灾。

1989年日本房地产市值估计约为24万亿美元，是美国地价市值的四倍，而日本GDP仅是美国的60%。日本的股票市场也于1989年12月达到了38916点的高峰，市盈率达到了70倍多，美国同期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只在15倍左右。

泡沫之后，日本经历了超过15年的经济停滞。2003年4月，股票市场跌至最低，为7607点。某些地方的土地和不动产价格下跌超过85%。据估计，1991年到2001年十年间，日本损失财富达到1200万亿日元，接近日本1989年GDP总量的2.7倍。

1985年至1990年，日本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第一，尽管日元价值翻了一番，与美国间结构性经常项目顺差却没有消失，总体上每年平均仍有500亿美元。第二，在此期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1991年后泡沫消失带来的通货紧缩，产生了三种根本性的政策反应。

第一，政府资金注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刺激经济。作为1990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财政体系最为健康的日本，由于减税和财政支出，每年存在着相当于GDP总量6%-7%的财政赤字，这一状况导致到2006年公共债务总额达到GDP 的170%。

第二，日本同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将利率从1996年的0.5%逐渐降至1999年的零，从而带来了套利外汇交易的黄金机会，外国投资者能够以零利率的成本借到日元，并投资于高回报的资产中。最初的套利外汇交易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与公司债券。由于亚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却有着较之更高的回报率，套利外汇交易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也越来越重要。

第三，因为日本想刺激其经济复苏，同时避免日元被过高估值，所以，1985年后，大量推出日元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债券投资，包括以日元计的官方援助和贷款。正是日本银行贷款和大量日元外流，为东亚的经济泡沫与随后的1997年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1995年，日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月17日的神户大地震；另一是3月20日到4月19日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在达到80∶1的峰值后开始贬值。日元贬值刺激了出口，导致日本经济在1996年有了微小的复苏。同时，日本的银行开始利用日元走低的态势来回收其海外贷款。但1997年4月，由于日本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复苏的情况，将增值税税率由3%升至5%，导致脆弱的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这次衰退一直持续到了1999年。

至此，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及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在外国短期贷款推动下快速膨胀的亚洲经济及其产生资产价格的大量泡沫，全都为1997年7月亚洲金融大厦的骤然崩塌埋下了伏笔。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普遍存在两种批评意见，均聚焦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四个发生危机的经济体。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在于受害者，在于其糟糕的风险管理和"裙带资本主义"。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银行恐慌。两者均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是聚焦于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就是专注于日本一国，很少有人将这两个经济图景放于一起研究。

下次，我将分析日本的资金流动是如何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的。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三：祸起外汇套利交易

 日本的银行业基于自身的原因从东南亚地区撤贷导致该地区大部分资本外流，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包括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对冲基金）利用外汇套利交易在东南亚国家大进大出,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央行奉行低利率政策。这对于那些想参与外汇套利交易的人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1995年到1998年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日本银行目标利率间的利差大约为5％，而当时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意味着，日元外汇套利交易的平均利差收益约为每年130亿美元，三年就是390亿美元。而同期，日元相对美元贬值了近一半，这样2600亿美元的海外贷款的平均汇兑收益为1300亿美元。保守估计，三年中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资者获得了1690亿美元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些巨大的数字告诉我们，短期套利投资者能够从日本抽出资本，投向新兴市场，最终获得丰厚利润。可以说，资本从日本向其东南亚邻国的流动，以及这些新兴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共同造就了1997年以前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泡沫。

由于日元资本大量流入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存在"双重错配"（double mismatch）的致命隐患。其一是东南亚市场"短期借入，长期投资"错配，其二是"贷外汇（美元或者日元），投资本国货币"的错配。也就是说，有一个坏的贷款人，也有一个坏的借款人，双边都有错。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没有好的国家风险管理，而日本的银行基于自身的原因，从这个地区撤贷导致东南亚地区大部分资本外流，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日本银行业由于国内巨额不良贷款碰到了大麻烦。问题在1995年3月开始显现。当时，东京的两个信用合作社暴露了超过1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大部分是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而这些非常脆弱的地区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又通过"主银行制度"同大的"主银行"联系起来。小银行破产时，大银行也开始遭殃。日本经济和日元汇率在1996年到1997年的下跌，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日本银行业50％的资本是二级资本，主要包括股票投资组合的未实现价值，因此他们要承受两种相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经济放缓、外国投资者由于日元走弱而撤资，股价在1996到1997年间下跌；另一方面，弱势日元将美元贷款的日元价值提高了。这两方面因素都减弱了日本的银行达到8％资本充足率的能力。

要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海外贷款。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如果日元兑美元维持在140比1的水平、股市维持在15000点，那么日本的银行需要减少5.6万亿日元的贷款。这相当于日本GDP的11％。如果不削减国内贷款，只有大量削减在国外的贷款。

1997年11月，北海道Takushoshu银行倒闭。这是日本第一宗严重的银行破产事件。这家银行的破产并不是源于对东南亚的贷款，但此后日本银行业便加快了从东南亚回收的速度。日本的银行与泰国的银行差不多同时破产，并非巧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五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极为深刻。日本鼓励资本外流，以防止国内发生进一步的通货紧缩，也防止对日元过度高估。而对冲基金和其它短期套利投资者乐于利用日元进行外汇套利交易。最重要的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在之前乐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政府贷款中接受资本流入，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巨大风险。

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将东南亚按照国家进行分析，而没有看到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内在经济关系。新兴市场承担了一次危机的代价，才开始懂得国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要从整个国家的高度来看待风险，而不只是仅仅站在一个部门或者行业的层面进行分析。

事实上，华盛顿当时的观点是，危机应当归咎于发生危机国家自身的失败，而不是地区性的银行撤贷。这一观点看不准问题的实质，下的药就必然无效。下一篇文章中，我将从"华盛顿共识"的角度，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四：通向"华盛顿共识"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如果不能随着环境变化而主动改革，其结果就是危机迫使其进行改革

本系列文章至此，日本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源头之一已非常清楚：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试图摆脱通货紧缩的努力导致了东亚经济泡沫的产生，其对银行海外贷款的撤回则使亚洲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日本经济自身的祸根，则在1985年"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升值时已经种下。日本在自身经济失衡、尚未做好升值准备的时候，仓促地使日元升值，造成了随后 15年的经济衰退。日本高效的贸易部门（制造业）可以在日元升值后仍旧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但是受政府保护而效率低下的非贸易部门（金融、服务、房地产部门）则无法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经济泡沫。

如果一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其基准汇率应当进行重估。但是，重估的风险取决于其国内的经济是否足够平衡和有弹性，以应对剧烈的价格变动。关键的教训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所有经济体都必须主动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日本服务业一直未能进行改革，直到金融危机爆发迫使其做出结构性调整。同样是岛国的英国，1986年通过"金融大开放"对金融服务业进行了改革，伦敦因而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总而言之，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一国要么主动进行改革，要么危机迫使其进行改革。

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亚洲金融危机，就不得不提到1990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正如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在其《瞄准大东亚：东亚政治与经济的崛起》一书中提到，西方人在看待世界其他地区时有三个习惯：试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来分析世界，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对于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过度自信。

西方人的自信不无道理。当亚洲经济陷入危机时，美国经济正蓬勃发展。这段时期美国经济繁荣的缔造者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他通过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重建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创造了美国高度繁荣和低通胀的经济奇迹。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5年美国GDP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3.1倍。美国是最终的消费者和世界警察--超过55%的全球交易都以美元结算；正如昔日的罗马，可谓条条大路通华盛顿--这里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在地。

"华盛顿共识"基于新古典主义关于完美市场的假设：政府不干预市场，健全的市场要求贸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的定价、国有企业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这一共识也增大了金融部门的透明度，推动了更好的公共治理与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广到了全世界。

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东亚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均没有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采取种种措施普及教育、推动科技发展、刺激储蓄增加以及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为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提供实证检验的，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不如说是中央计划经济与政府过度干预的失败。贸易、投资、资本、信息和专有技术的自由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扩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80年代后期，叶利钦治下天真的前苏联经济学家依据这一理论实施了制度改革，尽管有西方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一实践仍然归于失败。那些盲目遵从市场正统理论的人中，不乏一些顶尖的理论学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监管机构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开始资助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试图以此对抗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我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当时世界银行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亚洲国家成功地选择了正确的基本理论，模拟市场价格，并对需要干预的部门，如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了调控。但是，自由主义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苏联经济崩溃的失误也没打击"华盛顿共识"的自信心。IMF1997年召开的香港年会上，人们仍在争论是否应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坚持认为，市场可以通过最少的干预自行处理好一切。

在美国的支持下，"华盛顿共识"变成万能药方。IMF有个很简单的模型：每个面对危机的经济有两个逆差，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改革药方是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加税、减少财务开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

下次，我将分析大家对"华盛顿共识"的不同看法。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五："华盛顿共识"是非

 美国和许多国际组织之所以一度对亚洲金融危机袖手旁观，既因为本国利益的需要，也因为对"华盛顿共识"的教条式信奉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的教授们提出了两种解释。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东亚奇迹是大量投资支出而非技术进步的结果，糟糕的经济政策导致了道德风险和经济泡沫，进而与低水平的金融监管共同引发了危机。这一学派，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普遍认为危机发生的责任在于受害者。

而以哈佛大学教授杰佛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相信，是银行恐慌致使运转良好的经济陷入衰退，斯蒂格利茨（Stiglitz）更是指出，正是IMF主张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与提高银行利率的措施加剧了危机。

美国对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干涉曾经在国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使其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被束缚了手脚。泰国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坚定的盟友，但是在金融危机早期阶段，美国仍然拒绝向其盟友提供任何援助；一直到1997年12月底，美国才对韩国进行了支援。

不但美联储拒绝做最后贷款人，IMF也并不能胜任这一角色。更为严重的是，为避免与IMF的冲突，日本建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来援助亚洲各国的想法也被否决了。

1998年6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50∶1左右，给区域货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若人民币也随日元贬值，全球经济都将被推至悬崖边缘。

两个月后，马来西亚第一个拒绝"华盛顿共识"，开始实施汇率管制。随后经济的好转证明了，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下，政府干预在对抗金融危机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到了八九月间，由于俄罗斯的债务违约和巴西的经济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开始陷入崩溃的边缘，这使得美联储不得不间接出来收拾残局。事实证明，当发生恐慌和系统性危机时，入市干预是必要的。

美国和许多国际组织之所以对亚洲金融危机袖手旁观，既因为本国利益的需要，也可能因为对"华盛顿共识"的教条式信奉。中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近日对"华盛顿共识"发表了极有洞察力的评价："华盛顿共识"混淆了理想的结果与实现的过程。

"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对新兴市场发展远景的一个期望，而且也包含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华盛顿共识"基本上是一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组合，其中产权基础设施（比如运行正常的司法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熟的金融监管能力，以及强大的风险管理水平）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是经济学家们就误以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改革的政治意愿，再加上他们的好建议，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标的实现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忘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是路径依赖的，必需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要比理论假设的要慢得多，也难得多。一旦理论假设错误，其推导出的结论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议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不幸的是，这套错误的药方，曾经在亚洲新兴市场风靡一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开药方的经济学博士们则依然过着体面而荣耀的生活。

"华盛顿共识"也忽视了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地看待每一个国家。同时，"华盛顿共识"还过于低估了流动性，忽略了亚洲经济体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后者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大进大出。当然，亚洲经济体自身也低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无常；而"华盛顿共识"甚至错上加错地信奉资本快速流动的经济效率。与"华盛顿共识"相反，从目前较为先进的"网络理论"来说，每个经济体都是一个"网络节点"，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着"链接"。

在这样一个经济网络中，要实现网络的安全稳定，就不能仅仅关注某些节点，还要重视那些最脆弱易断的链接。

亚洲金融危机迫使"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不得不逐步抛弃理论教条，开始注重实效。

这些经济学家们发现在危机时期，让银行保持"暂停偿付"而不是立即解救，未尝不是一个防止资本外流的好办法。对深陷危机的小经济体来说，实行临时的外汇管制可能也是必要的，这可以给结构改革留下时间来应对危机。

下次，我将分析有着强大的工业增长动力的韩国是如何陷入金融危机的。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六：韩国——从奇迹到危机

政策的错误、危机管理的失误、低估市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都将遭到市场的惩罚

政策的错误、危机管理的失误、低估市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都将遭到市场的惩罚

1997年7月，没人想到韩国会在六个月后深陷危机。韩国一直是亚洲奇迹的典范。1994年，韩国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1996年更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

作为日本模式的翻版，韩国也采取了"银行－产业"一体化的出口导向模式，且更为激进。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集群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 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台湾为86％。韩国政府和银行的全力支持，使大财团能够在承担高风险的情况下照样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

那时，韩国就像一个负债率很高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由银行系统提供资金。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在强化企业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能力方面也无足轻重。

政府的支持使得韩国这个"大公司"迅速崛起。但是，韩国政府忽视了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加大的情况下本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脆弱性。这种发展模式成就了韩国经济奇迹，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为满足OECD成员国的条件，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实行金融自由化，并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降低了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控制。大财团拥有或者控制着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这些中介机构开始进入国际短期资本市场融资，并积极参与日元的利差交易，将大笔资金投向风险极高的俄罗斯债券和巴西债券。

事后看，韩国的金融系统存在三个致命的不匹配。第一，久期失调，借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第二，外汇失调，以美元和日元进行外币借款，而用本币进行贷款；第三，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贷方或者银行必须确保不能受制于借款者。

金融危机前，韩国的经济结构似乎很合理。1996年经济增长7%，而且财政收支平衡，外债占GDP的30%，这在OECD国家中也是很低的。虽说通货膨胀稍高于5%，财政赤字也达到了GDP的4.1%，但这并没有引起认真关注。

面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此时韩国大财团开始通过商业银行向国外借贷，寻求廉价资金。但在泰铢危机后，外资银行削减了对韩国的信贷。韩国财团只能在国内融资。短期贷款年利率由此从14%上升到40%，资本流出增加。从1997年11月初到12月末，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超过70%， KOSPI股市指数跌了26%以上。同时，出口锐减，投资下降，大财团开始出现麻烦。1997年11月21日，韩国不得不开始向IMF求助。

对韩国金融危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贬值；金融自由化过程控制不善；投资者丧失信心。外部和内部压力以及由于政治选举产生的政权转移，也为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日元/美元汇率对韩国有两种影响。首先，当日元贬值到1997年4月的127日元兑1美元时，韩国商品失去了竞争优势。韩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越来越大，更糟糕的是，韩国的出口商严重依赖其出口现金流。其次，日元的贬值致使日本厂商减少了外国直接投资，日本的银行也削减了海外借贷，而日本是韩国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和债权人。1997年11月，韩国中央银行拥有大约73亿美元的可用储备，而短期外债则多达889亿美元。日本和其他海外银行拒绝韩国的银行延期偿还贷款，更导致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第二个原因源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以及为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所提供的金融支持。韩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范围和次序的管理都存在相当大的误区，并不只是先自由化短期资本流动然后自由化长期资本流动这样一个单独错误。由于此前一直处于高度保护中，韩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没能获得充分发展，以应对自由化进程的风险。例如，国内的金融机构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来管理其资产、负债。财团的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也比较弱；不适当的金融监管，政府对资产负债表脆弱性的理解力，以及全球市场市值的蒸发，都对此次危机推波助澜。

国际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受到重挫。透明度的缺失，更加重了信心危机。由于缺乏与国际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之间的接轨，国外投资者对韩国的银行和财团的积弊知之甚少。信息的缺乏也导致了政府当局的自满情绪和排斥倾向，认为过去行得通的方法在当时依旧适用。突遭打击之下，投资者纷纷从对韩国撤资。

韩国危机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不建立一套成熟的危机管理系统，即使是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同样会遭受挫折。要想在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中立足，危机管理体系必不可少。政策的错误、危机管理的失误、低估市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都将遭到市场的惩罚。当国家迈进了新的发展规模之时，我们应该牢记：私人和公共治理框架以及管理理念必须加以改变。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七：泰国：监管缺失之痛 　　

20世纪90年代早期，泰国是东南亚的经济明星之一，从大米出口国一跃成为地区轻工制造业和旅游业领袖。1990年到1995年，泰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1％，政府预算盈余约占GDP的3.2％，国内储蓄高达GDP的35％左右。 　　

在许多年富力强的"海归"官员领导下，泰国宏观经济管理一直保持良好的记录。其5％－7％的通货膨胀率和经常账户赤字增长率虽然略高，但与国际相比似乎也可接受。　　

好景不长，墨西哥1994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后不久，1995年中泰国经济也出现危机征兆。墨西哥的贸易赤字从1993年的3.3％上升至1994年的4.4％，泰国同期甚至更高。墨西哥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得以最终抑制危机。但国际金融大鳄们迅速将目光从墨西哥转向其他猎物，比如泰国。　　

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比如内部结构的脆弱、内外部冲击、糟糕的政治，以及管理失当等等。要强调的是，危机恰恰是在最薄弱的地方上爆发，这些地方通常风险最高而监管最少。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日本厂商开始帮助泰国建立轻工业产能为代表，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泰国。此后，泰国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主要是通过曼谷国际银行业务（BIBF）获得的短期外国基金。由于美元和泰铢之间存在约4％到6％的利差，日元利差交易在泰国有利可图，而日元在1995年4月的贬值使此类交易的获利更丰。1996年，泰国获得131亿美元的短期基金，当中61亿美元来自日本。　　

1996年，泰国的外债已经急剧上升至1128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大约960亿美元是由私有部门举借，并且大多数是短期资金。至关重要的是，大约48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已经超过了3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过剩流动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股市的投机性很明显，房地产股的股价在1991年到1994年间更上升了285％。 　　

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泰国的银行主导了金融体系，大多数业务都由15家本土银行和主要的金融公司办理。其中一些金融公司和小型银行非常脆弱，它们当中有很多是由企业或者家族控制，管理不完善，还正在为资产泡沫大量提供融资。 　　

1996年5月，当曼谷商业银行不得不被中央银行接管时，国外贷方急剧削减对泰国的风险头寸，泰国金融体系的弱点昭然若揭。泰国中央银行面临双重约束：如果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就会伤害借款人并使银行的脆弱性进一步恶化；如果不提高利率，就会损失大量外汇储备。1996年7月，IMF悄然建议泰国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来处理这双重压力。 　　

不幸的是，正在这一非常时期，泰国国内政治频繁变动导致了在1995年到1996年间连续更换了三位总理、五位财政部长。1996年底，泰国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这一政府缺乏国际事务管理经验，却必须立即面对一个重大的政策抉择--是否放弃1984年以来泰铢兑换美元比率约25∶1的稳定汇率政策。　　

本币对美元的一次性贬值能否解决本国普遍的贸易赤字尚不清晰，因为如果其他竞争性国家的货币也贬值相同的额度，本国就不可能消除贸易赤字。因此，贬值应该伴随其他消除赤字的措施，例如坚决削减支出或者调高利率。但是，政治上软弱的政府不愿采取这些强硬的政策，最终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1997年7月2日，当泰铢贬值发生时，承付外汇款数额已达到约292亿美元，净储备下降到几乎为零。泰国已经没有任何外汇来维持泰铢，无奈之下，只能在7月28日求助IMF来应对危机；8月，IMF为泰国筹集了170亿美元援助，其中10亿来自中国，10亿来自香港。这次美国并没有为它越战时坚定的盟友提供任何援助，反而以透明度为由，强调泰国应披露大约300亿美元的承付外汇款项。援助资金不足以支付新披露的外汇承付款项，资金继续外流。 　　

这场危机使泰国遭受了两年的紧缩，耗费了近50％的GDP来清理银行体系。泰铢由危机前对美元比率的25∶1贬值为1998年1月的56∶1，泰国人均GDP由1997年的2496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1828美元。直到今天，泰国的股市指数也只是1994年高峰时的一半。 　　

泰国的教训是：正如个人必须管理个人风险一样，国家也必须管理它的总体风险，否则，资本全球化的流动会严厉惩罚这种过失。有人把动荡的资本流动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环境，但是，风险管理的责任还是属于一国自身。全球化可以从公司层面到公共行政层面检验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泰国的危机可能正说明，泰国的金融治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圣火灼痛两个民族两种文化
　　4月30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从3月30日在希腊举行奥运火炬交接仪式以来，这一个月过得很不平静。火炬从伦敦、巴黎、旧金山，传到新德里、堪培拉、长野、首尔，既受到当地居民和海外华侨、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不满于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手法的人们夹道抗议。为保证火炬的顺利传递，各国警方不得不采取线路保密、临时改道、缩短路程、暂时熄灭火炬、逮捕抗议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奥运会的海外华侨、留学生与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频频发生冲突。象征和平、团结的奥运圣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国汉藏两个民族、中西方两种文化。
　　办奥运会，中国人近百年的企盼。当它终于要在中国首都隆重举办的时候，忽然让我们遭遇如此尴尬。在我们两次饱蘸激情申奥时，曾经以为奥运会是在自家庭院里搭台唱戏，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却没有考虑到，奥运会也像一架天文望远镜，把主办国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们在潜意识中，期待全世界通过北京奥运会惊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让全世界华人扬眉吐气。但我们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大众传媒、NGO（非政府组织），包括某些别有怀抱的政治势力也会借助奥运会，对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处事习惯议论纷纷，并且期待我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民主、人权、法治会有明显变化。
　　中外两种不同趋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奥运圣火的传递，引爆了上述的尴尬局面。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奥运代表中国融入世界的渴望
　　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诚渴望，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推动中国这个大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在日本，邓小平在参观新干线和产量是中国长春一汽99倍的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在美国休斯敦，邓小平观看套马比赛，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欣然接受美国文化的标志物，那一刻被媒体定格，成为中国打开国门的象征。
　　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尽管还存在冷战思维残余的干扰，中国人依然不失时机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制度化。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离开政坛前夕，应邀与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得州克劳福德农场散步、荡舟，为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敌意和国内疑虑夹击的历史关口，朱镕基不畏骂名出访美国，而后在北京亲自出马与美国人谈判最后七个棘手问题。据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递来条子。没想到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进入到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国人紧张地商量了五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一举排除了。
　　分管外贸的前副总理吴仪，积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处理中外贸易争端有理有节。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人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立即反唇相讥：“我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赞扬吴仪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吴仪退休前夕称她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吴仪则平淡地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
　　中国没有自外于市场经济。从改革前公有制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到今天，非公经济，包括私有经济与港资、台资、外资，在中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也没有自外于高新技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国家和第一大手机国家，网民2.21亿，手机用户5.39亿。在经济接轨、科技接轨的同时，中国在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开宣示以依法治国、民主政治为目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党内民主、反腐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在碎步前进。
　　从民众到政府，中国如此拥护和爱护北京奥运会，代表着一种在文化上站起来、与世界平等交流的热切期盼和诚挚努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已经整整30年，中国人民在用实际行动结束黑格尔当年的一声叹息：“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伟大的际遇。借用80年代一部中国电视政论片《河殇》的解说词：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民间引起反弹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世界文明对接的善意和诚恳，经常遭到深怀文化偏见的西方媒体、政府乃至相当一部分国民的误解。这些文化歧见、经济壁垒与政治傲慢、军事打击，很容易让中国年轻人联想起从鸦片战争开始积压在民族心头的百年屈辱。
　　就说此次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西藏问题，它在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离心倾向，都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有关。英军侵略过亚东、江孜，藏族军队保卫家园奋起反击。十三世达赖虽然有过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后还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萨，重新归顺中央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英国人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在近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藏族与汉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华民族的苦难中，面对西方霸权，内心充满悲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无畏，藏族领袖的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让那些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心怀不轨的政治势力却步三思。
　　在这一个月中，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对新中国成立59年的政治歧视，对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68年的文化轻视，对中国改革启动30年后和平崛起的排斥，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呈现歇斯底里的症状。CNN主持人卡弗蒂称中国人为“暴徒和恶棍”、称中国出口商品为“垃圾”的言论，就是一例。
　　我对这些天来聚集在一些城市“家乐福”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们表示理解，但对他们抵制行为并不赞同。中国已经是WTO成员国，号召抵制外国商品和商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我们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中国投资环境的滑坡。不过，我也要提请西方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历史悲情的郁结，以及部分西方媒体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中对中国拙劣贬抑所引起的反弹。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值得西方社会认真反思。
　　许多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拉萨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骚乱的事实真相，对汉藏之间丰富复杂的民族关系，做出了主观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读。在拉萨“3·14”骚乱中，明明是汉人受到少数激进暴力藏人的打砸抢，他们却把藏人说成是大规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抛金撒银支持西藏发展，引进内地人才，资助基础教育，普及现代科技，修建进藏铁路，种种努力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统统被说成处心积虑毁灭西藏固有文化，这不是缺少起码的公平与公正吗？难道西方人希望我们的藏族永远生活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以一个民族的时光停滞为代价，才能满足西方人对雪山圣域的唯美欣赏？
　　许多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迎接奥运会的热情，也极尽讥讽。在奥运会的组织细节上，我们极尽地主之谊，虽然对国际惯例运用起来还有点生疏、笨拙，经常好心办傻事，但毕竟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世界文明主动对接的尝试，其中包括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但我们的诚意与种种努力，却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遭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围追堵截，这不宽容，更属不智。

我们也要警惕对外的不宽容
　　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可能存在的政治图谋之时，我们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更不能反目成仇。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一部分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和恶意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
　　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会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分歧，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国内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体管制达到期待的对外宣传效果，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在拉萨“3·14”骚乱时惟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有政治偏见，更不都是敌对分子。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

我们也无法要求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只为体育而来，更无法要求他们与我们一样观察评判问题。如何对待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声音？这对我们融入全球化是一个考验

处理民族宗教关系需要高度人文素养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渴望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与少数藏独暴力分子当然是水火不相容。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误解、恩怨，并不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需要耐心的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大跃进”后三年大饥荒中，藏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样饥肠辘辘，以前作为牛、马、驴饲料的油渣、麦糠也曾成为藏人哄抢的食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中，藏区聚居区寺庙曾受冲击，经文被烧毁，僧尼被迫还俗，一些地方藏民穷到连碗也买不起的地步。十世班禅愤然呈上七万言书给毛泽东，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对藏族同胞倾注了满腔真情，中央政府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设。西藏财政每10元钱中就有9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过12000元，高于内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包括农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医疗补助，虽然这标准还相当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与萨迦寺，组织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还组织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抢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任何人抹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西藏输入富裕还不等于输入幸福。藏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对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关注藏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需求，一丝不苟地尊重藏族独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无微不至地爱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制止对草地的超载放牧，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珍稀动物的滥捕滥杀。
　　对于达赖喇嘛，我们要坚定地重申反对藏独、反对暴力的政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做精神文化层面的沟通和批评。达赖擅长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诉求，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甚至进行人格谩骂，斥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并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对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层面给国际社会留下个回避交流对话的生硬粗鲁形象。
　　我们也要正视和承认在西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基层干群关系如何更融洽，内地经商户与本地藏人如何共同致富。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族自治机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分解、演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因势利导，各个击破，而不是相反，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因此，处理西藏问题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定要从传统政治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西藏独特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的问题。
　　汉藏两族有着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包拯。在古代，汉藏之间和亲、修好、吊祭、会盟、封赠连绵不绝。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汉藏以舅甥相称。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拉萨，都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藏传佛教也在内地广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宫、颐和园、白塔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庙，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灵隐寺，都渗透着藏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西藏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社会地位，汉藏关系的社会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对汉藏民族和谐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赞同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见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需要具备高度的民族学、人类学素养，能走进藏人的内心世界，对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以帝王之尊恶补藏语。我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这是历史治藏经验的深刻总结！

以平常心面对世界
　　西藏地处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之间，雅鲁藏布江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形成的裂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比泰山高出三倍的雅鲁藏布江，不应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阻隔。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文章说得好：“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火炬传递只是奥运会的前奏曲，下一个焦点将转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国运动员、裁判员、游客、NGO和政府首脑来到北京，必然带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评判视角。北京奥组委一再发出呼吁，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希望北京奥运能够避开西藏、人权等问题的困扰。但我们也无法要求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只为体育而来，更无法要求他们与我们一样观察评判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声音？这对我们融入全球化是一个考验。
　　显然，政府要尽快从全能政府的角色中摆脱出来，面对国际社会，不能要求所有发言主体都从同一个视角、同一个立场发言。中央政府关注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北京市政府关注北京的安全、交通、反恐；北京奥组委关注奥运的正常进行、不受干扰。
　　与此同时，不妨鼓励市场化媒体、NGO、网络“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成为发言主体，鼓励他们对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会发表独立的报道和评论，可以发出与政府立场不完全一致的声音。近年来，在厦门PX事件中，在南方雪灾中，网络公民记者自发到现场踏访拍摄，发回第一手报道，弥补了正式媒体报道不足的缺憾。这次拉萨骚乱，如果允许和鼓励拉萨居民、受害者、旅游者在互联网上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对于让全世界了解骚乱真相和中国人的心声，肯定是利大于弊。至于西藏经济和人权的改善，民族政策的进步，西藏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特性的影响，汉藏之间的误解、敌意及其化解，由非官方机构和人士来评论效果肯定更好。资讯透明度和舆论多元化，是四两拨千斤、消解敌意的一个好办法。
　　记得中西方关系同样很不平静的1999年，从5月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12月签署WTO中美双边协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扭转危局。从西方火炬接力风波，到北京奥运开幕还剩下100天时间，时间更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中外有识之士已在各自努力，为即将到来的盛会冲淡乖戾、营造和谐。
　　从圣火风波的漩涡巴黎，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4月21日飞抵上海，飞机一落地就去探望了在巴黎遭遇示威者袭击的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议长给这个上海姑娘捎来一封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慰问信，信中对金晶在巴黎受到“不能容忍的袭击”“表示不安”，声明此事“不能反映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此感到受伤是可以理解的”。在向来感情冲动的法国，政治家开始冷静下来，考虑如何缓和来自中国的愤怒情绪。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会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奥运部主席迪克·埃伯索尔一行。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严词抨击CNN，质疑西方主流媒体对拉萨骚乱报道严重失实和敌视中国时，国家副主席出面对NBC的奥运报道表示“感谢”，并希望各媒体集团“共同努力”，使奥运会转播工作圆满进行。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表态。我们必须主动找到与国际媒体交流的办法，鼓励客观公正的报道，降低相互妖魔化的敌意。
　　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经典说法是，争取温和派，把激进派晾在一边。美国对法塔赫和哈马斯就是这样的策略，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敦促达赖喇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约束藏族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切实符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多做对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和平发展有益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营造与奥运会相适宜的开放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尊重奥林匹克惯例，中国政府从2007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限制，到外地采访不再需要专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一些过去登录不便的网站，从维基词典、美国之音到花花公子，现在都可以点击浏览了。在涉奥场所，可以销售境外报纸、期刊。中国文化部还向全世界遍撒“文化请柬”，邀请80多个国家的260多台优秀剧（节）目和近160项艺术展览，在奥运会开幕前来北京献艺。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已经出口家用电器、皮鞋、纺织品，中国还要争取“出口”思想、价值观，“出口”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和从容淡定的大国风范。奥运精神是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一部分，与多元表达的人权意识本质上是一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可能出现的某些杂音，本身也是奥运文化氛围的一部分。不宜表现出奥运在手、神圣不可侵犯的心态，动辄指责别人违背奥运精神。要避免轻率地指责人家“反奥运”。
　　奥运需要主办城市、主办国的政府与国民表现出成熟的文明心态，依照理性、法制的原则，对待反对意见，营造开放和谐的舆论环境，做国际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员。借用海峡彼岸的一句口号：“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以这种态度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包括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差距、隔阂、误解和历史的恩怨。我们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肯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恳切陈辞：“中国人想把奥运会办好这颗心是真诚的。我相信13亿人民微笑着面对世界，全世界人民也会微笑着对待中国。”
　　科学昌明、经济全球化的2008年，不会有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更不会有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北京奥运把一颗真心放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手心，希望我们这个星球传布理解、尊重和博爱的传奇，因为北京奥运的口号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者：皇甫平）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红心”的生命轨迹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 。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 ，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